对非关系在中国外交日程上日益显著的事实，已经是国际舆论在争辩中国崛起的意义时所无法绕过的课题。 ) h& J9 {( O# W I( p3 E) D6 |' S9 P* A2 D% I0 \
继去年在北京举办的“中非论坛”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再度巡访非洲八个友邦，自然又是一起国际媒体关注的大事。2 D/ H X* m1 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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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西方国家和媒体在意的是中国是否在非洲进行资源掠夺式的“能源外交”，以及不顾西方人权标准，与非洲各政权一视同仁地交易；实际上，让西方社会暗中忧心的是中国会否主导非洲局势，成为黑暗大陆的新霸主。! g1 ~, G |1 t
+ c+ U- C8 y- H; B 在这两条主线之外，其实更隐含着另一值得注意的线索：中国对非外交的精神与措施，是否将树立一种新的典范，与目前流行的西方外交理念一较高低？, P, F+ H" y+ u- K: H" \) o! a
+ X" W1 s' P. i$ M; |3 K) K6 k 西方媒体注意到胡锦涛此行的一些微妙变化。他一改以往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做法，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打破沉默，技巧地向苏丹政府施压，希望让联合国扮演更积极角色。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用“令人鼓舞”一词形容中国所发挥的作用。0 `4 v4 Y2 M2 Z% i. l8 O
( J4 g- c! k0 e 另一项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指责是“重商主义”，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并非为了非洲，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胡锦涛在纳米比亚和中资企业代表座谈时，要求这些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尽量多做深得民心的好事、实事，扩大中国企业在非洲社会，特别是非洲民众中的积极影响。3 S" e7 F0 ^3 m% R9 F5 d0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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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演讲，是他八国行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他一方面通过明代航海家郑和率船队四次到访非洲东海岸的历史，强调“他们给非洲人民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和真诚的友谊，而不是刀剑枪炮和掠夺奴役”，暗批欧洲旧殖民主义；另一方面也澄清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指责：“中国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决不会把自己的意志以及不平等的做法强加于其他国家，更不会做任何有损于非洲国家和人民的事。” g8 |6 R# I b 3 a6 m6 a* r* {! e 胡锦涛此行也给非洲国家派送礼物，除了签署一系列经贸文教领域的合作协议，中国还保证提供贷款和援助，并免除了一些债务。 " {1 Q2 c- R3 i0 {& g 7 ]8 {* U v: j) v' q; z5 H- Z. u 至今还没有完整的证据，说明中国已经在非洲推行新外交，然而客观条件却提供了北京树立典范的机会。在发展中国家集中的三块大陆上，南美洲依然被美国视为后院，亚洲则列强林立，唯有向来被忽视的非洲让中国能施展拳脚。/ U. |4 C" l4 E, _; E
" W% B0 [1 E1 a5 h3 C0 E8 C 中国实力雄厚且企图心强烈是个事实，南非总统姆贝基去年曾直言不讳地警告，非洲应防止同中国陷入一种“殖民关系”。中国历史固然充满着“合纵连横”的奸诈，但也不缺如何避免成为霸主的经验和思想资源，《春秋》就满载着“兴灭国，继绝世”的王道人文主义。, I( {& ]! r7 Z) k- \* W2 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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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家何炳棣指出，尽管上古政治与武力斗争不容过份美化，存亡继绝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华夏文化的宽宏气度与高尚情操。他考证发现，“兴灭国，继绝世”的原则从夏禹到春秋，延续千多年，而且适用于华夏及非华夏先朝先王和诸侯。 + }& s, h, @- x( T k# {9 e - @& J1 v( s9 J* S5 L 寻找被消灭的部族后代旁支继续繁衍，恢复其政治组织，代表着华夏民族尊重各民族生存发展的伟大气量，台湾文化名人南怀瑾也认为，这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国际政治精神。 % t Z' z+ j7 j6 {8 I7 h0 i) w, R5 l1 X- u% K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首次以强权姿态返回国际舞台，从美国宣布组建非洲司令部看来，新一轮的非洲大国竞争或已拉开序幕。背负着几世纪惨痛殖民历史的非洲，对外来强权在自己的大陆上竞争并不陌生。美国的军事反应显然并没有摆脱旧思维的本能，中国如果能在对非外交上开创新的典范，“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则不仅将在非洲获得外交成功，恐怕对于现有西方国际关系准则也将提出全新的挑战，从中真正实践大国崛起的意义。 : I1 B# F1 z* S) i& R) ^! U% T3 ?& q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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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飞 (2007-02-12) 《新加坡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