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这个地区,几乎每个国家或经济体都在进行着经济改革,那么,有没有一种所谓的制度上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的问题?没有。在日前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经济改革与东亚区域合作国际研讨会”上,人们听到的是这样一个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经济研究所所长彼得·盖斯德尔说,各个经济体自身的情况,它的历史,它的制度的安排都不尽一样,那么,要想提出取得进展的改革方案,就必须要结合各个经济体自身的情况。因此,“对这个问题不存在单一简单的回答。” $ u- z% ]. u: c. `: | D4 r/ V4 M. s
但是,人们还是可以通过研究一些个案,从中找出一些共性的东西来。或者说,研究分析一些国家或地区成功或失败的教训,对别人也是种启示。让我们来看看与会学者的一些结论吧。 # [/ C7 g* a# M: v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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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经济机构的挑战 % N4 M% J( o4 n. C' J. u9 Y8 H. U/ L
7 T! @) H$ _/ E$ p: d$ ^- R# e8 T 日本经济于2002年1月跌至谷底,然后开始回升。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状况的改善要归功于结构改革所取得的进展和私营部门所做出的重组努力。 & K% o- f8 \2 D- J/ X1 t3 t
( L R& O6 e3 T. X5 Z( N' a w 据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执行研究员法专充南介绍,小泉政府于2001年4月上台后采取了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幷且加快了财政部门改革和法规改革等机构改革的步伐,从而对日本近来经济状况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 v8 S( l. |% A- Q( G" T% J% C" E w* R. [
而小泉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成立了经济与财政政策委员会,它是2001年日本中央政府一项重要机构改组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首相在决策方面的主动性和领导力。这个委员会讨论各种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和财政政策的问题,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委员会的决策是以内阁决议的形式成为政府的基本政策。这个委员会的建立使得日本经济与财政政策变得更加透明、稳定且连贯。 7 y5 X6 O1 o) g) m* c& l' N6 x% p. d, f/ w; A; x( M' C
法专充南认为,这个新机构的成功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因于其决策过程的几个优点:透明度、经济全局观和一套综合的方法。 K/ S1 l3 ~# S O- d- k+ Z 5 Q, I; g& W6 E “尽管很难从数量上来确定结构改革对经济增长或福利的影响力,但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法规改革给一些行业如电力、货运业等带来了极大的收益。”法专充南说。 ! V% S" C" _3 o) ]. Y$ {) C. x$ k
但是,这项制度安排也面临一些挑战:它祗是一个新的机构设置,还没有深深扎根于日本的政治体制。法专充南认为,在后小泉时代,日本应该做出进一步的努力,更好地发挥出该委员会的作用,使其成为改善决策过程的工具和带动经济改革的引擎。 & d+ q [+ B" e8 Y) D2 Y9 F% Z- b + T- q6 J" h. v/ [/ s! ?& d9 b" T越南:概念的障碍 , C5 a6 A' Q' Y$ [5 a,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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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6年经济革新以来,尤其是1989年的改革以来,越南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取得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减少贫困范围方面,是公认的表现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与中国有所不同的是,它在1989年推行的是非常激进的改革,迄今为止还比较成功。其中原因,按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研究主任武智成的说法,是因为“越南对微观经济基础进行了谨慎的调整,从而推动了私营部门的发展”。 % }8 z/ k+ c1 z;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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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智成把这种成功归功于四个主要因素:一、对私营权的承认和市场交易制度的设立;二、市场经济改革(尤其是价格自由化和结构改革方面);三、越南经济向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开放(主要在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和融入;四、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的维持。 " m6 p3 O5 |& V/ }* v
. M4 ^5 J# Y( O+ y9 ^: O 但是,越南经济改革有其“复杂性”。武智成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即便现在,很多决策者和研究者还在讨论,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指的是什么呢?很多人讲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指国企应当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同时他们也承认效率和腐败同国企和公共部门是相关联的。有很多人更多地强调所有权的问题,也就是说私人所有可能会导致剥削,导致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这就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在微观经济方面支持私营经济困难。” 1 {* D1 Y( R6 n; s1 e, W) z N # x4 e+ p: N2 X0 b3 C 武智成介绍,还有一点,在越南,不管你讨论什么,总要讨论一个富有、强大、公民、民主的社会,有了这么一个目标,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政策。但是,不管怎么说,人们总是倾向于盖上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也就是说把市场经济放到社会主义后面,“这有可能成为改革进程的一个障碍。” ^) D7 U' u" ^) r: l' g . S! n. s0 _- @+ `" d& o- O; Q) _$ W 马来西亚:政府控制的制约 2 i3 K& M4 A+ Z7 |3 M" A. R
6 }) w2 D# z! ^, n( W0 H/ z& v: @ 马来西亚被认为是一个亚洲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它已经成功地将自己融入了国际经济体系当中。 ) I" X8 {: R# ]+ S ~; e' b% N" P( F. D* x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据马来西亚经济研究院的格立高里·洛佩兹介绍,排在前十名的马来西亚企业都是政府所有的。所以,对于马来西亚市场经济是一个混合的认识,一方面它是融入到国际经济市场当中的,另一方面政府又控制着这个市场,控制政策的制定。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第一代改革之后,马来西亚的发展趋势正在下降,这在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得很明显,而且在中国、越南、印度发展的大环境下,马来西亚的发展受到了制约。 8 X% V1 @, C;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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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局面呢?格立高里·洛佩兹说,马来西亚应该制定的监管和制度战略是:在竞争当中,应该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者,尤其要保护国内的竞争者。同时要考虑其他一些事项,比如,自然垄断、健康和安全标准、收入不平等、地区差别等。 : i$ j8 h9 V9 z V: f 4 g5 O; D6 H( {- ? 但是在具体执行这些战略时,马来西亚有一些教训。据格立高里·洛佩兹介绍,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还没有竞争法和政策来保护竞争,虽然说事情正在发展。比如,在政府采购方面,这在马来西亚是个非常大的产业,但是在这方面,目前做得不够透明,无章可循,大家都不知道谁能得到什么,谁应该通过什么渠道得到哪些东西,没有选择的标准。 # E. j2 X% l/ E: i7 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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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马来西亚想在与其他国家和贸易方面有更多的合作,或者在与周边地区的竞争中,自己的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些事情需要改变。”格立高里·洛佩兹说。! y" {; m7 H* [9 b* G*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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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确定改革顺序很重要 / D; H! B4 p+ _8 V& a' 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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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中,澳大利亚经历了全面的结构改革。这场改革卓有成效地帮助澳大利亚扭转了萎靡不振的经济表现。究竟是什么成就了它?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主席加里·班克斯说,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引入改革幷坚持改革的方式。除了确定一个适合自己的改革顺序等因素外,他重点强调了澳大利亚在机构设立方面创新的作用。 ) y/ u4 U6 R) J* O) H2 a; A, c0 y: A6 Y
那么,澳大利亚改革有何独到之处?加里·班克斯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个特点,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大家都认为改革应该从国内开始,这样才能减少在国际竞争中的成本。但是,澳大利亚采取了相反的措施,将对外开放作为改革的第一步来实施。事实上在国际竞争中,同时进行了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放松监管,还有其他方面的改革,这使它享有了双方面的优势。 3 z* v- J7 R: P' U3 i: U0 o$ o2 y/ c3 |/ R1 P8 }* q: Y5 d3 r7 a
第二个特点,单方面实现自由化。与其他经合组织不同,澳大利亚单方面采取了大部分贸易自由化措施,而不是通过与其他国家达成互惠减让协议实现贸易自由化。或者说,澳大利亚更加重视贸易自由化的国内受益,比如说国家能够从出口当中享受到更多的好处。 / e0 r I) }9 R# U- F9 q4 z1 B8 a; Y2 ~& `0 s' d7 X: S+ N
第三个特点,逐步采取改革措施。尽管改革运动最终覆盖了广阔的领域,但政府在整个过程中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T- v* ]( l+ j' N, L" g4 [3 U
Q. e4 s7 U; l* L 最后,努力减少敏感行业的改革障碍。从总体上来说,澳大利亚采取了逐步推行改革的方式以减少调整代价,同时依靠再培训计划和福利安全网解决失业工人的需求。 2 f' x# N+ r. V' ^: f h8 d
X3 e+ U8 b( m% i% K 澳大利亚改革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机构的创新——生产率委员会的设立。作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加里·班克斯对它的作用评价很高。设立它的目的是为了与反对自由化进程的行业压力和其他政治压力相抗衡,而它通过独立性、公开性、整体经济意识这三个特点,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