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在接受采访时称顾彬为“文学旅游者”，其实这场所谓的“汉学大会”也不过是一次被放大了的“汉学旅行团”。无论是参会专家，还是讨论专题，都显得阐释有余，考据不足。 0 N, t5 u6 X! H( ^1 d4 e
( T5 E- P2 r6 W+ y1 l 汉学大会已散，不过托顾彬的福，由汉学大会引起的话头却余音袅袅，主办方想必对这样的宣传效果颇为满意。 $ B. ]" a: L3 z"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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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之所以引人关注，原因在于他的“外语论”。将“不会外语”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病灶之一，这显然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也显示出顾彬在文学研究中的独到之处。 , g( q8 s/ m8 i8 B$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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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举的那个例子：汉学家需要借助古汉语的工具来了解孔子。这个话当然说得没错。因为孔子是部分汉学家的研究对象，为了接近这个对象，研究者需要一定的语言工具。这本就是汉学家的份内工作。不过话锋一转，顾彬（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又对中国作家（研究对象）的语言提出要求。这就好比一个修理工责怪螺丝的形状不符合自己带来的扳手。大概顾彬的古代汉语不是很好，不知道有“君子不器”一说。何况，细论起来，孔子也并没有使用过“古代汉语”这样一个东西，他有的只是伦理与文化的自觉。中国当代文学，大抵也是如此。 8 G( S, ]2 e/ r. c' Y6 n1 k5 h 1 G7 F. |: k, A; I 说到这里，不免要追问一句“文学的功用”之类的沉重话题。说来说去，文学都是一个关乎“自身”的活动———对作者来说，关注的是作者自己，对读者来说，关注的是读者自己。 ; r2 ?- @6 G V" |+ y
% S1 Y# @0 E1 I, D4 q W 不过，有一种人却常常站在作者与读者之外，建立了关于文学的第三种身份———文学研究者。这个物种的出现让局面显得有些混乱。当文学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工作视为文学活动的中心，并要求作者以此为创作的基本规则时，问题愈加明显。古代汉语管这个叫“越俎代庖”。 $ I! P: \3 g c1 O4 z- K
9 f: M- d1 X# l" j9 k9 H, t! f 随后，面对陈平原的反驳，肖鹰先生再次站出来为顾彬“两肋插刀”（见《新京报》4月3日C02版）。他并没有直接评价顾彬及其“外语论”，而是远兜远转，祭出一个“大国小民心态”。肖先生说这种心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学者普遍没有真正的母族文化认同感”。 0 J# O: ~6 ^- x/ g Q7 c2 N' w4 J# [5 P' J- r/ s+ L
不过，“外语论”一个振振有辞的理由是，中国的作家理应通过外语的研习，反过来观察母语，并进而提高母语水平。这种说法并不希奇，古代汉语管这个叫“假道伐虢”。 7 E P j& c8 [( c
' O" l" @; s/ [6 \! o9 B 先不管这种怪异的母语修炼方法是否有效，看看它的内在逻辑：仅仅凭借自身的环境，无法达到汉语文学的最高境界，只有借助甚至进入“世界”（亦即西方的，或者现代性的）的“文化视野”，最高境界才可能被达到。 9 m6 M* t5 ?0 |7 U8 @ 2 c$ J! o: N i3 { m 肖先生撇下问题不谈，转而讨论态度，所以无从查考对这种逻辑的看法，不过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它与肖先生所谓“极力寻求西方学者的认同与首肯”极为相似。 ! I# @+ [# p: g2 O*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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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最初的“外语论”，还是稍后关于“大国小民”问题，都是一语就能道破的伪问题。可为什么在这样的会议上，一场如此浅显的闹剧被反复提起，甚至引起部分与会专家的不满？这或许需要从本次“汉学大会”的皮相上找原因。传统意义上的汉学是以比较语言学为基础，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献或者材料的文史研究。它在身份上更接近考据实学，伯希和、高本汉以及京都学派是它的旗帜。而1940年以来，随着政治、经济需求的增加，汉学被赋予了“中国研究”的新概念，内容上逐渐虚化。反观此次大会，与实学相关的与会者并不多见，三个主要议题中，也仅“景教”一项，与汉学略有关系。 7 e0 a' K- N, l& A7 d) C( z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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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在接受采访时称顾彬为“文学旅游者”，其实这场所谓的“汉学大会”也不过是一次被放大了的“汉学旅行团”。无论是参会专家，还是讨论专题，都显得阐释有余，考据不足。在这个旅行团里讨论中国文学怎么办的问题，古代汉语管这个叫“问道于盲”。作者: 日月光 时间: 2007-4-5 10:27 标题: 顾彬，请你想好再说话
我不认为顾彬先生看到的“中国文学”，就能代表中国作家诗人的水平，凭什么说：“中国文学热已经过去了”？ 8 \! ]1 G9 ?. v7 W3 h3 \. @ * ], h8 m4 J& v4 F6 r 看了贵报记者及实习生对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访谈，我有一些想法不吐不快。 D+ m4 A. Q a
9 t# l7 T0 g9 l6 @" N0 y 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得主，我遇到、认识与深交的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作家、诗人，肯定比王家新多得多。但我没有听到一位中国作家诗人说自己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包括莫言、闫连科等大作家，他们也是极为谦虚而文明的。我相信王家新不敢、也不会那么讲———说“中国作家盲目自信”！当然他若这样讲，谄媚于德国学者、作家，那我也没办法，但他只代表他个人。 + T2 M. O/ C! w/ f7 L0 ~2 l9 _( \ 7 a# S4 ~9 C: M) \! r4 \- T* U% V T 中国作家可能不懂外语的多，但不等于不懂外语就不懂审美。我相信歌德在写《浮士德》的时候肯定不懂汉语，也肯定没有读过《离骚》，但决不影响他写出伟大的作品。 7 b( ~7 Q7 Q e: |: k & y8 ]; d; x- p/ c 尤其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人种又有不同的历史经历、审美习惯与经验。 / l- B/ ^1 S6 Z' N
! u4 x$ R1 Z. C6 v& w; { 这是常识，顾彬先生却明显一知半解。 + ~3 S ?" ~8 Q5 G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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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究竟看了中国文学的多少古代与当代的文学作品？他说：“在我没遇到李白翻译成英文的一首诗之前，基本上对我来说，中国是不存在的。就像现在印度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众所周知，中国、印度和希腊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他竟敢说在他没看、没好好学习之前，人家就“不存在”，中国有哪一位作家敢这样无视它国的存在呢？顾彬如此讲话有失学者的斯文。 1 n2 g% {6 c* T1 W: B8 n4 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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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易中天等学者为普及中国古代经典，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中国13亿人口不可能人人坐下来逐字逐句地品读古典名著，而通过这些学者与强势媒体的合作，向更广大的文化薄弱群体解读经典，从而摆脱文化虚无，这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呢？你研究过，你可以不用研究，别人也许需要。 : n c9 T9 ]$ P% ]0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