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i% S) R. Q% [0 N6 z七七憲章方式溫和，采納合法手段推進訴求：“即便‘憲章’認為某項法律條文不合適，它也只是希望通過法律的程序加以修正。這也就決定了它與個機關之間的關系以及它的行為方式。盡管當局對它的上書表面上不予理睬，不與研究，它仍不斷向國家機關投書進諫。”（哈維爾：論七七憲章的意義）零八憲章運用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提出各項主張，號召公民履行職責和義務，參與和平改制。所言所倡，沒有越過憲法賦予的權利。% x \, Z9 H5 a: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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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憲章意義重大，更在于中國現狀和歷史。自1949年中國自斬來路、截斷歷史以來，零八憲章第一次將一百五十年中國歷史轉型，追尋民主、自由、憲政、共和的歷程盡收眼底，所提出的改革主張均是歷代先賢（包括中Gong老一輩領導人）為之獻身的理想，因此它函蓋八九學運、四五運動、西單民主墻、“右派鳴放 ” 等中國歷次改革訴求，也代表很多體制內甚至中Gong官員的想法，其價值理念恒為普世常識。6 e' b; i+ U& 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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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國政治改革遲滯所帶來的時間和空間，民間思想界有關民主改制的思想與心理準備已基本完成。中國知識界對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的認知和接納，已經大大超過了聯變革前十幾年的七十年代作家水平。有關前蘇聯社會的報道歷來鮮有，但一些報道仍可證明上述論斷。蘇俄著名女詩人阿赫瑪托娃的知交麗季婭，七十年代被蘇聯作協開除時，是得到同行們廣泛認同和支持的。而她的抗辯遭遇到同行們嚴厲的批判，批判語言充斥個人崇拜、意識形態化、階級斗爭味道，顯示的思維方式、感受方式與中國文革語言如出一轍（參見蘭英年《尋墓者說》）。中國民眾的覺悟和政治體制改革愿望，對比七七憲章的捷克相應狀況，也大有過之。從零八憲章的簽名的人數和速度、釋放劉曉波的呼聲和范圍，可以明顯觸摸到民間為政治改革所激涌的熱血。9 C( |- Z* D!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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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憲章的訴求，不維體現民間的愿望，必然獲得中Gong黨內、軍方內部、甚至高層內部開明官員的同情。很多跡象表明，老一代中Gong領導人及其親屬對歷次非人道政治運動有反思能力，而新一代中Gong領導人經歷上山下鄉，思想格局開放、知識結構比較現代，其中不乏湛思通識之人。如果不是權利相關，如果不對良心說謊，他們不會認為零八憲章是無端挑釁政府，陰謀顛覆國家。4 J. S. F( G* {# c6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