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应当警惕被苏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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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都市红尘
时间:
2010-4-13 20:27
标题: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应当警惕被苏联化
本帖最后由 都市红尘 于 2010-4-13 21:3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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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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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
日
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认为中国当局对外应在战略上坚持原则，未雨绸缪；战术上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必要时以攻为守。在意识形态上，不仅要积极防御，更要通过实践自成体系，主动出击，乃至制造议题。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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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谷歌退出中国事件引起了国际上极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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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最近中美之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争议，谷歌事件可以说是打响了信号枪。虽然此事相对于后来围绕更“大”的议题，例如对台军售、伊朗核问题、人民币汇率等的交锋显得有点“小”，两国政府之间的言辞交换也不如奥巴马会见达赖时那么尖锐，但是将此一串事件联系起来看，并且注意到目前美国议会中政客们的“数码暴政”言论，以及西方媒体“习惯成自然，自然成事实”的春秋笔法来看，则谷歌事件绝非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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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知世界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丘吉尔在二战硝烟刚散尽时就发表的著名“铁幕”演讲，通过将欧洲划分为所谓自由的西方阵营和关在铁幕内的、被独裁统治的东欧阵营，划定了战后两个阵营的分界。这个分界不但是意识形态的、地缘的，而且是心理的。因为将对方的人民描绘成牢笼中的囚犯，无疑有两个直接好处，一是让己方阵营的人民相信自己生活在较为美好的世界里，二是促成对方阵营的人民产生对西方的向往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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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一度占据道德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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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后的美国在拉美、亚洲和非洲支持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残暴独裁政权，多次侵略介入他国如朝鲜、越南，造成无数穷国人民遭受屠杀，加之在国内继续实行种族隔离等非人道政策。而老牌西方国家如英、法则一边忙于战后重建，一边对付帝国时代殖民地的独立浪潮。西方一直到
1970
年代中期，始终无法从道德劣势中脱身。与此同时，苏联麾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内以无产阶级和人民掌权，对外以战胜纳粹的历史功绩和支持民族独立的口号为道德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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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同时代在苏联阵营内部也发生了诸如“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等体现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本色的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但在世界上，甚至在其内部，尚难占据明显的道德和人心优势。反倒是当时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于上世纪
60
至
70
年代同时反帝反修，尽管内部正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却在国际上，包括西方内部的部分民众中间
(
例如法、意等欧洲国家的左派中
)
，赢得相当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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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过国内黑人民权运动促成种族隔离的结束和人权意识高涨，外由越战失败造成全面战略溃败后，经过
70
年代后期若干年的调整和喘息，在国际上争取到中国在地缘战略上的支持，西方
(
加中国
)
遂转守为攻。而苏联在外深陷阿富汗泥淖丧失国际同情，在内面临军备竞赛造成的经济畸形、社会停滞、民心涣散，在东欧阵营内部由于不平等政治经济关系丧失二战流血牺牲换来的道德优势和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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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从里根口中造出“邪恶帝国”标签，复活丘吉尔铁幕概念，并不顾自己屁股尚未擦干净就立即对外高举人权旗帜，争夺道德高地，将“铁幕”与“邪恶帝国”的意识形态标签通过传媒优势的灌输传播，联系苏联对内对外种种不当行为，牢牢贴在苏联身上而不可脱，从而造成人心反向。后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根源无不是意识形态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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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外都不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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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近年西方的对华意识形态战略，乃是利用人权、自由等高调，利用中国政府不愿意被视为在外力压迫下屈服的心理，希望压迫中国在这类议题上，不但因为条件反射而自动放弃主动争夺，而且在行为方式上，也如被牧羊犬驱赶的羊那样，条件反射似地走上苏联化的道路。应该说这个战略已初见成效，首先是表现在使得中国当局对这类议题产生过敏，从而难以承认此类议题除去被西方当成国际政治武器以外，本身还具有的合理性，因此堵塞在内部对此类议题进行正常的建设性讨论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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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因为这类议题被狭义理解为国际政治武器，必然被动跟随西方起舞，一方面被动防御，一味在意识形态领域韬光养晦，甚至在西方发生严重道德危机时
(
例如阿以关系、伊拉克战争、虐囚事件、金融危机等
)
又未能挺身而出，通过严词谴责乃至发动应有国际程序
(
如在联合国提出有关决议案
)
来争夺道德高地。而另一方面，有时在涉及本国现实利益时，又将原则议题当成讨价还价手段，不但在世人眼中落下以原则作交换之口实，而且给对手造成用之不竭的可再生攻击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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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权进步对付人权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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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前苏联不同，中国目前的社会是一个大体上相当开放的体系；中国在国际上从未为非作歹，历史上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殖民主义抗争的信用犹存，且未如苏联欲以武力争霸世界，愚蠢地卷入军备竞赛；中国国内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凝聚力使得人心可用——从这两年西方操弄西藏、新疆问题而在海内外华人中形成的强烈反弹可见一斑；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形成了强大的经济能量、活力和人民的经济自由。因此，与前苏联相比，中国当局具备了相当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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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中国当局对外应在战略上坚持原则，未雨绸缪；战术上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必要时以攻为守。在意识形态上，不仅要积极防御，更要通过实践自成体系，主动出击，乃至制造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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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这一战略，就必然要求在另一方面，即对内不要因噎废食，而是要按照社会发展本身的规律和需要真正解放思想，破除教条，允许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探索。世界上任何思想体系，若不允许探索和思考就必然陷于僵化，陷于落后，陷于被动，最后濒临破产边缘。中国的儒学曾经如此，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曾经如此，现代环境下的伊斯兰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具体在行为方式上，必须真正施行仁政，尊重人民，相信人民，以开放对付开放，以人权进步对付人权进攻，最终达到以事实破除谎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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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的经验证明，中国人不但具有强大的经济活力，而且具有强大的思想创新能力，一旦发挥，不但可化解西方攻势，或可化被动为主动，重执意识形态牛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将自创价值输出对方，将对僵化、落后、教条的不满引向对方阵营内部。切不可或在懵懂中不自觉走进对方陷阱，重蹈前苏联覆辙。或以为中华文化独特，君子自清，能以一己之力和谐世界，自动作意识形态上的宋襄公，待对方渡河已毕，则悔之晚矣。
(
作者：余思远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任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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