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护祖国统一,反对内政干涉---论据,论证收集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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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簡單分析及有效對付腦殘的西方人士(德國篇)                                                                                                                                                                                                                                                                  《孫子兵法》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戰略策略的瑰寶,
這是他們這些頭腦簡單的西方腦殘政客以及別有用心的人士所不能理解也根本無法理解的。
最近看到論壇上報導海外華人華僑的愛國舉動,甚是欣慰。
在熱血澎湃之餘不禁有一些感概:
如果我們能有效地集中火力反擊他們就更加事半功倍了。
俗話説:打蛇要打七寸。對付海外的一些毒蛇,(如白痴政客以及理查-基爾之流的渾蛋)
甚至有很多是他們希臘神話裏的七頭毒蛇,更是有必要了。
這樣能節省很多精力以及很有殺傷的效果。
        
在這裡筆者先探討一下西人媒體歇斯底里的狀況的根源。
其實根源超級簡單,就是:對中國高速發展而他們已經逐漸走下坡路的一種恐懼心態。

歷史根源在於 13世紀末14世紀初的時候東亞的蒙古帝國橫掃歐亞,一直打到維也納,
並且蒙古橫掃歐洲的時候,常常在攻城前將斬首的首級堆成金字塔狀甚至山狀,以造成恐嚇心理。
這是他們的歷史參考教科書所描述的。

而中國人(確切說是漢人)被短暫的蒙古統治后,反擊使蒙古帝國一蹶不振。
並且在滿清統治時將蒙古明確納入有效控制的版圖。
其實西藏問題從歷史角度講更是不值得一提。
(他們對西藏的叫法Tibet,只是沿用我們唐朝的對西藏的稱呼土蕃(音:土波)而已——吃我們1400多年前剩下的饃,貽笑大方!)
更加令他們不可思議的是:滿清的統治者滿族作爲一個民族基本上完全融入中華文化。
(照他們原文的翻譯是:滿族基本上被同化了。)

所以他們會對中華文化產生恐懼。再加上他們遊牧民族的思維方式(frankswift先生文章裏有過精辟的分析)。
中國的人口遠多於他們,他們在德國也常常遇到中國人,
所以它們會有一種被威脅的感覺。因此他們會很歇斯底里。

俗話講:“會叫的狗不咬人。”
他們也就這點遮羞布了,已經是無能的表現了。
我們從心裏上要藐視他們。
我們有的時候常會覺得德國人冷漠傲慢之類的,
但是如果你想一下:他們至今還是美國實際意義上的半殖民地(德國有美國大量的駐軍)。
從一個鐵骨錚錚的日耳曼民族,淪爲一個沒什麽文化的美國流氓的小跟班。
並且丟失了前普魯士的大片領土,相信他們九泉之下見到他們的祖先俾斯麥估計會找個地縫鑽下去吧。

相反,他們看到中國現在在外交軍事日趨強硬,也是有些羡慕,有些懼怕吧。
他們其實骨子裏也怕中國對他們報復。
畢竟老威廉當年的《匈奴演説》是他們家喻戶曉的,
八國聯軍的總司令也是他們德國人。
所以他們怕強大起來的中國人報復他們。

(題外話:我有一次和一個自由撰稿人談論中國威脅的話題(是英文德文混合會談的)講到不耐煩時,
我就撂了一句:有種你就學你的老祖宗威廉,組織個EU聯軍打到北京去,去解決你所謂的威脅問題,否則就閉嘴!
後來他果然就老實了。)

以上就是簡單的西人恐中心理的分析,我這裡只是一家之言,也不是學術報告。(所以謝絕踢舘)
只是曾經跟德國朋友的一些思想交流以及意見交換而已。
所以才疏學淺之處,還望海涵。

總之,大部分德國人對中國的認識其實只是盲人摸象而已。
他們了解中國的程度和1840年的清政府以及中國民衆對西方的了解基本上是五十步笑百步。

反擊他們的一個利器是對他們的歷史要簡單的了解。其實網上已經很多資料了。
當然我們也要做橫向的對比,就是他們的重要歷史事件人物出現的時候,我們在什麽朝代。
至少要知道簡明的歷史知識。做到知己知彼。

(曾經我就奚落過他們:
西藏早已被中國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時候,你們的馬丁路德還沒出生呢?
或者 你們不就是1871年才成立的小字輩麽?還敢來跟中國比歷史?)

結論:
1.他們無知並且自大。並且他們想當然的認爲我們不懂歷史,不論是中國的還是世界的。
2.他們恐懼中國。所以他們不願意看到中國崛起。
3.了解了1,2之後我們就大可以在戰略上藐視那些色厲内荏的敵人了,可以做到 “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了。”或者 “笑談渴飲匈奴血 ”了。

至於具體的反擊辭令,frankswift先生已經做了很多智慧並且一針見血的回擊,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祝願大家有效的痛斬毒蛇!

(題外話:曾經遇到一個美國人不懷好意的問我中國爲什麽不允許西藏,台灣獨立。我就對他講:你這麽喜歡獨立,你爲什麽不把United Statesof America改為 Independent States of America?那個傢伙當即臉色變綠,自討沒趣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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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kel urges China to overcome "fear" of dialogue
Sat Apr 12, 2008 10:33pm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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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pressing China, Russia, and Zimbabwe on rights issues, Merkel has departed from the more pragmatic, soft-footed approach that was the hallmark of post-1945 German policy, from Konrad Adenauer to Gerhard Schroeder.

Her stand has also led to splits within the ruling coalition of her conservatives and the Social Democrats on how to deal with China, and whether it was right to receive the Dalai Lama.

Norbert Lammert, speaker of the Bundestag lower house of parliament, is due to meet the Dalai Lama in May.

But China is trying to thwart the meeting, according to the weekly magazine Der Spiegel. It said Lammert had been put under such pressure by Beijing to call it off that he had written a "strongly worded" letter of protest to the Chinese embassy.

(For in depth coverage of the Tibet unrest, click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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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些网友明确指出的,南方长平错在:“国家领土的完整与民族团结统一”--这样一个大事大非问题上,他把国内利益之争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之争混淆在一起,而提出一个非常幼稚的所谓“普世价值”问题,“普世价值”是有的,但国与国之间发生领土之争时,就不会再有了,这就是历史。美国人不是最爱讲“普世价值”的吗?为什么美国政府要支持藏独呢?--难道是为了“维护普世价值”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要把中国的钓鱼岛交给日本政府?同样是为了“维护普世价值吗”?中国人要有更多的知情权,不错,但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南方长平不应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向中国政府发难。这就是南方长平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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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西方是在给留学生上民主课,南方实在给国内的大众上民主课。 告诉我们所谓的民主价值的真相。
民主的到来肯定是要反反复复几波几折才行。
其实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拿的出来的核心价值体系用来对抗西方所谓的民主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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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为什么有矛盾?喇嘛为什么搞独立?看了你就明白了
转自台湾一位网友,写的很好!

在14世代的传承中,有好几任達賴喇嘛都是英年早逝,原因很简单,利益斗争,下毒暗杀,这就是为什么清朝朝廷最后給他们定下一个金瓶制度的原因,乾隆实在受不了这帮喇嘛們明爭暗斗的暗杀了。
这里就可以看出这些神权统治者的虛伪,自称“活佛”的人們为了利益勾心斗角,下毒暗杀,使尽卑鄙的手段。

我曾经去过西藏旅遊,接触过喇嘛,以及平民。

你想知道西藏为什么会有矛盾嗎?我告訴你我看到的原因。

在中共进入前的西藏,西藏人口中有95%的农奴,以及剩下的土司(奴隶主)和僧侶阶层。

那時候,每座寺廟,都拥有大片的土地,和成堆的农奴。

农奴们世代为奴,在祭祀的時候,奴隶主会砍下奴隶的手臂,拔下它们的皮,作为貢品。
在達賴过生日的時候,他都会命下密院的僧侶扒下两个小孩的皮作为牺牲,如果你現在去西藏的历史博物館,你还能看到十四世達賴离开西藏前亲手写的扒皮命令。

然而西藏的那些文盲农奴们虔誠的信仰者活佛。你大概不知道在藏药中,活佛的糞便是一种药物,藏民们爭相收集活佛們的糞便用於治病。
奴隶主在招待客人的時候,待客的方法就是和客人一起轮奸自己的女奴隶,这很容易理解,他们认为这是热情好客的体现,因为这是在“分享女人”。

中共在西藏搞了“土地改革”,不过老共的手段是很狠的,那些奴隶主甭管是否愿意,都必須交出土地,释放奴隶,免除债务。
土地改革是在1957年开始搞的,接著西藏就爆发了武裝暴动,奴隶主们反抗了,然后就是中共的镇压,接著是達賴的出逃,但是,班禪沒有逃,他选择留了下來,因为他贊成土地改革。

这也造成了西藏的一种特殊的“族群分裂”:平民与僧侶阶层的割裂。那些底层的老百姓藏民们,如果你去西藏玩的時候,可以留意一下,西藏一般的农牧民家中, 都是把毛泽东的肖像和菩萨挂在一起供奉的,因爲他們的祖輩都是农奴,是毛給了他們土地和自由。老共現在的民族政策,藏族的教育医疗住房全部都有政府的补 助,这也是一般的平民藏族百姓对独立不积极的原因。

但是僧侶以及以前的土司后代可不这么想,在他们眼中,毛泽东和中共是剥夺他们土地和财产得罪人,不仅如此,在历次的中共镇压中,这些人的上辈或者亲属,或有被关押或有被枪決,可谓苦大仇深。

所以你如果走在拉萨街头,你会发现宣传独立最积极的人,不是喇嘛就是以前的贵族后代。

这些人一直在闹,中共拿他们没办法,因为在西藏这个地方,教育太落后了,藏族的文化太落后了,這也是他们为什么如此虔诚的信仰神灵的原因,你能想象一个拿 到物理学碩士的人去寺廟里对那些泥菩萨磕上十万的头么?但是藏民会,藏民会把家里最聰明的孩子送去作喇嘛,因为在他們的传统中,社会是分等級的,喇嘛是最 高貴的,这就是神权社会的典型特点。

因为有着这种神权社会的特点,所以中共对喇嘛是很头疼的。你大概不知道,西藏的每座寺廟的活佛,都享受中共国务院的特殊补助的,換句话说,是中共在养寺廟,养喇嘛,你看每座寺廟都金碧輝煌,這些金子钱都是内地的政府出的。

但是喇嘛们還是会闹事的。很简单,你再怎么給他们补助,他们以前的土地沒了,努力也沒了,风光得社会地位也削弱了,他們不滿。

西藏人如果想要一个幸福的未來,喇嘛阶层是最大的拌脚石。你知道現在最想发展西藏文化的是谁吗?是中共。因为最听从喇嘛的話,最容易被操纵的,就是那些文化水平很低的藏民了。

所以中共在西藏使劲的盖學校,内地的大學毕业生如果志愿去西藏教几年书,回來后就可以免費读碩士博士,内地的大学对西藏的學生向來是超低分录取。不過,在 一個平均海拔5000米的地区,特別是半年都是积雪的地区,办学校和医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西藏有30多个台湾大,但是人口不及台北的一半。怎么才能让 居住如此分散的遊牧人都能接受教育?這需要高昂的投資。

中共的想法就是,藏族的文化水平能夠高起來,不再那么愚昧,当所有的藏民生病的時候能去医院作个檢查,而不是去寺廟吃活佛的糞便的時候,喇嘛们也就沒那么 容易煽动藏民了,西藏也就好管理多了,当然这样的话喇嘛也沒市场和地位了,这就是喇嘛们目前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所以中共在西藏盖的學校和医院,是这次 西藏动乱中的首选攻击目标。

喇嘛们是容不得藏民学习文化的,一个学過生物学的人,他生病的時候會去找喇嘛們吃糞便吗?

喇嘛们不是地球上唯一阻礙科學传播的人。还记得黑暗的欧洲中世紀吗?还记得宗教法庭吗?当科學和知识传播的時候,神权統治者们就会发抖,当藏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绕着太阳转的時候,他們就再也不会相信喇嘛们说的大地边缘的十八层地獄。

西藏,正处于一个现代文明和神权文化阶层剧烈冲突的时代。

正如宗教法庭绝对不会饶过哥白尼和伽利略,他们不会自觉地退出历史舞台,喇嘛们也是。所以这个文明冲撞的过程中,你必然会看到斗爭,明的,暗的,和平的,暴力的,決不会戛然而止。

撕开“人权”“自由”的外衣,这是一场神权奴隶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中共如果真的想把西藏经营好,让西藏人们都过上富裕现代化的生活,就应该多盖学校和监狱,学校送給藏民,监狱送給喇嘛。

我建议各位网路上的朋友们 去西藏玩一玩,不要跟旅行团,也不要只去寺廟,去乡村,去草原,去看看西藏的原生态,去那些农牧民的家中,看看他们对中共和毛泽东的观点,看看他们辛勤的 劳作,看看他们作过奴隶的祖父祖母那残缺的手臂,和沒有文化的朴实,再去看看喇嘛们悠闲舒适的的生活,听听他们对政府的不满。

PS:应广大网友的要求,我把台湾作者的整篇繁体字基本都改成了简体,希望能帮助大家加快阅读速度,只要大家都帮忙分享,加快传播速度,让更多人了解西藏实情,让大学生都团结起来,坚持统一祖国的正确思想,并为之努力、奋斗,那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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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Scholl Latour hat einmal gesagt,
es sei in hohem Maße lächerlich, wenn eine (mit Unterbrechungen) gerade einmal 150 jährige Demokratie mit erhobenem Zeigefinger der fünftausend Jahre alten chinesischen Kultur Vorschriften machen will. Unser Auftreten sei arrogant und würde dort nur milde belächelt.
Peter Scholl Latour 说: 一个仅仅只有150年历史的民主(还包括一些停滞)对一个具有5000年的中国文明指手画脚,是高度可笑的。中国人对我们傲慢的举止只会报以轻柔的微笑。

Peter Scholl Latour : 德国著名记者,84岁,对世界各地的问题都有精辟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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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针对中国的《十条诫命》.放在今天来读..真的是另有一番滋味                                                                                                                                                                                                                                                                                                                        CIA针对中国的《十条诫命》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性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3.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4.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就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因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5.我们要不断地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词来攻击他们自己。在一些国际聚会的场所,拍摄照片时要特别留意,这是丑化他们的最佳时机。我们要透过一切可能,让他们的人民在无意中发现,他们的领导是丑陋的,怪模怪样的,卑鄙的和污秽的。
  
6.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地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我们的商业机构和人员,都绝不能以占据了商业市场为最后目的。因为商业市场会转眼就失去的,如果我们没有占领政治市场的话。
  
7.我们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的信用,使他们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的心目中就会全垮台了。
  
8.我们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的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更强的动乱。
  
9.我们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于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环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10.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一切的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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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时指出,西藏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我们和达赖集团的矛盾,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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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必将赢得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http://web.wenxuecity.com/BBSVie ... tevent&MsgID=221869
        中国人民必将赢得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来源: 徐图 于 08-04-18 20:04:16 [档案] [博客] [旧帖] [转至博客] [给我悄悄话]         
                     
        我这个人一般不爱发言,大会小会都不发言,除非人家点名。但是这阵子心里堵得慌,不说两句实在难受,有点逼哑巴说话的感觉,所以就发个言吧,也算给自己释放一下,省得上医院。

这段时间的新闻报道够让人眼花缭乱的了。从最初的“西藏和平示威”,到“打、砸、抢、烧、杀”;从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到不顾自身名誉廉耻的恶意诽谤;从政客们置“和平、参与”的奥运精神于脑后,疯狂地借题发挥杯葛奥运,到对中国的民主、人权傲慢无知的评头品足……奥运圣火成了代表中国的替罪羊,所有对中国的不满和仇恨都发泄到了这小小的火炬上了。一路上跌跌撞撞,带着屈辱,带着伤痕,走过了欧洲、美洲、非洲、亚洲,下面的路还不知会遇上什么。

斯皮尔博格、达赖、墨克尔、科萨齐、南西佩罗西、欧洲议会、美国众议院、BBC、CNN、《费加罗报》,卡费蒂……这一连串的名字令人更是令人目不暇接。

正像阿庆嫂说的:“茶吃到这会儿才吃出点儿味儿来”。全世界人民在见识了“伊拉克版人权”、“南斯拉夫版人权”“版人权”以及其他许多版本的人权之后,终于又见识了一回“西藏版人权”。西方的人权百科全书在不断“推陈出新”,让全世界大开眼界。

要说美国的历史短,没遇到过什么挫折,还属于“楞头青”,做点儿什么不知天高地厚的事儿有情可原。但是欧洲不应该呀!你们应该知道从“老大”沦为“老二” “老三”,甚至沦为“二奶”“三奶”的滋味呀,算是有点儿沧桑感的人群哪!怎么犯起混来也那么歇斯底里,也那么不知好歹了呢?

不错,他们打出的这一套“组合拳”从技术上讲算得上漂亮。基本上达到了羞辱中国政府,羞辱中国人民的目的了。也让奥运不像原来设想的那么歌舞升平了,中国不能那么洋洋得意了。但是不要忽略了,他们打的是一套“七伤拳”,看过《倚天屠龙记》的人都知道,这的确是一个很厉害的拳法,但这套拳法的最大特点是“伤人之前先伤己”。这一次中国是丢面子了,然而,这些个人和团体是连里子带面子都丢了,正所谓“伤人之前先伤己”了。

先说达赖吧。以前他还可以穿着加裟在世界各地充一充宗教人士,展示一下他那“迷人的微笑”,这下装不下去了,政客的本质暴露无遗了。不但和麻原的关系曝光了;和纳粹的关系也露馅儿了;和美女亲密的照片也上网了;在印度的基地也“神秘”不下去了。这是面子上的损失。“里子”就更惨了,一生主张的“非暴力”成谎言了;精神领袖变成了暴动领袖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变得“很难很尴尬”了,跟“很黄很暴力”是一路的了;和政府谈判的资本和空间也不多了。西藏独立的梦想经过这一闹已经成了一个永远的梦,不可能了。这一点他自己最清楚。他所能利用的政治资源这一次也基本用的差不多了,等奥运会过去了,谁再出钱支助他那肯定是脑子进水了。他花钱就不会那么宽裕了。他最后的下场就和、阿扁一样,像快破抹布一样被西方人丢进垃圾桶。

再说说西方的各路诸侯吧。假新闻、假消息已经够丢人的了。连总理、总统一级的干部都是前脚刚跟人家握手拥抱,后脚翻脸就不认人,这样的信用度连个做小买卖的都不如,今后还想跟人家谈生意吗?你想跟中国斗狠,行。咱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打打擂,过过招,输了赢了都让人敬重,是不是。用这种“下三烂”的 “工夫”实在让人瞧不起。就像两个高手在台上打擂,你凭真本事,胜了败了都不丢人。但是有一方使用暗器了,这说明什么?第一,说明他心虚了,打不过人家了,所以要出损招儿;第二,他敢使用暗器说明他有点儿“奋不顾身了”。因为暗器如果不能一招致对方于死地,必然激怒对手,予以狠狠地还击。

他这几招儿怎么样了呢?不错,打中了,而且全打脸上了,打得中国人面子很不好看。不过那全是“擦皮伤”,没什么大碍。中国人有两大特色,你说是劣根性也行,一是要面子,二是记仇。要不怎么中国人总说“打人不打脸”呢,要不中国怎么总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他们老外还是不太了解中国文化。曹操他老人家早就讲过,不要“图虚名而处实祸也”。这些西方诸侯愿意“图虚名”而不避“实祸”,那就慢慢儿走着瞧吧。美国现在咱还是整不过你,还得忍你几年。但是欧洲那几个诸侯国好像不那么难弄吧。

最近有两个网友我很佩服,忘了名字,不好意思。一个找到了一条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语录,“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中国政府包括中国人民对西方列强的确有过幻想,可能现在都还有。以为只要咱有一颗真诚的心,按照他们给咱指的方向,虚心地学习人家,做人低调,人家就会把咱也算做“俱乐部”一会员。现在看明白了吧?你穷的叮当三响的时候他还真假门假式地“支援”你一下,“友谊”你一下,等你跟他差不多,甚至超过他时,立马就开始使绊子。内心的猥琐和阴暗与洋洋大观的欧洲文明实在太不相称,让我不由得连你们的祖先都一起鄙视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放弃一切幻想,就像美国整别的国家那样,什么挑拨离间,什么阳奉阴违,什么里应外合,什么借刀杀人,还有什么扶植傀儡政权,支助反对派,挑起民族矛盾,制造宗教对立,贩卖军火……能用的招全用上,直到把它整服,不然他永远不会尊敬你。

另一个我佩服的网友打了个比方,说欧洲人这次表现的如此疯狂,让他看到了堂吉軻德手持长矛挑战风车的影子。有思想!有见地!我也想照猫画虎地做个比方。中国现在好像一个穷孩子进了城里的大学,因为家里穷所以穿衣服也不讲究,头型也不新潮,袜子也经常露脚趾头。班里的那几个纨绔子弟时不时拿他的衣服、头型、袜子来嘲笑他,羞辱他。但这是一个顽强上进的青年,他进城来是带着父辈、祖辈的嘱托来的,是带着全村的父老乡亲的希望来的。他发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不仅要让自己,还要让父母、爷爷奶奶、父老乡亲都过上好日子。他一定要出人头地。一个背负如此重托的青年会在乎别人的嘲笑吗?那些嘲笑只能激发他图强的决心和意志。衣服会有的,袜子也会有的。

我们自己其实心里最清楚,中国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就像我们身上的“破衣服”、“破袜子”,我们自己也不喜欢。希望有朝一日穿上和我们年轻健康的身体相配的 “新衣服”。那些“纨绔子弟”会花钱给我们订做一套“新衣服”吗?他们“赏赐”给我们的那些“民主垃圾”永远都是他们嘲笑我们的谈资。中国就是要走自己的路。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什么这个制度那个制度,去你妈的!我们是中国主义,中国制度。少他妈拿民主人权吓唬人,你犯了我的法,我就抓你,我就关你!

讲话有点儿粗了,不好意思。现在谈谈我对目前局势的几点建议,因为咱不是领导,没有办法高瞻远瞩,不适当的地方请大家帮忙纠正。

第一,现在这几个闹得最欢的诸侯国和他们的“老大”主要目的就是要阻遏中国的前进脚步,给中国的发展减速。如果这个目标达不到,至少也要让中国付出更多的发展成本。看来这一点是不可避免了。中国不但要为奥运保安等花更多的钱,奥运的盈利可能也会因为各种抵制和抗议而受损。所以我们对这次奥运会的期望不要过高。什么杨国威了,什么血国耻了,民族振兴了,中华腾飞了这些口号尽量不提,或少提,喊多了更显得你小气,没见过世面。毕竟奥运会是一个世界性的体育盛会,中国只是承办国,只要把会开的顺利,能出好成绩,不出乱子,尤其是在服务和技术领域让世界各国的同行满意就行。今后的国际会议有的是。所以平常心,大气最重要。
第二,这帮家伙之所以如此丧心病狂地攻击中国,一个很险恶的目的就是要激怒中国人民,让你在一种敢怒又不敢言的屈辱心态下接待各国来宾。这一招很阴毒。国内现在 “愤青”们的情绪引导不好很容易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给别人留下话柄。要教育人民不卑不亢,理性表达愤怒,要有理、有力、有节。不在奥运这个舞台上随着他们的指挥棒起舞。要做好东道主。个别国家的运动员要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裤衩,带什么标志,随他去。无非就是西方记者给他几个镜头,登在他们国家的报纸上吗?现在这已经算不上新闻了。中国人还要自己去围观他们吗?中国人民已经上过一回当了,还会上第二次吗?你知道那些抗议的,带标志的最怕什么吗?他们最怕没人搭理他们,你越拿他当回事儿,他越来劲。对于那些实在要闹点儿事儿的人,必要的时候整几个民间组织印点儿小纸片,写上“中国不欢迎你!比赛完了赶紧走人!”在他门的宾馆、汽车里散发一下,让他们知道知道中国人不是窝囊,是家里有客人,暂时不和你一般见识。
第三, 要区分不明真相的抗议者和恶意攻击的敌人。最近有一篇文章读了很有启发。是一个留学生和他的法国同事的谈话,有几句对话非常精彩。

留学生: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奥运会?
老法:(想了想)嗯……为了人权。
留学生:你了解西藏吗?
老法:不了解。
留学生:你到过西藏吗?
老法:没有。
留学生:你知道西藏在解放以前实行的是什么制度吗?
老法:民主制度。(我晕)
留学生:你是怎么知道的?
老法:报纸、电视里说的。

可见法国人的洗脑比咱们厉害多了。其实这样的老外还是很诚实很可爱滴。对于这样只是出于一般的民主人权观念而不明真相的老外可以看做教育对象。多印些个小册子给他们发一发,如果他自己愿意出钱到西藏去“搂两眼”也可以安排他们去,不过价钱上“下手要狠一点儿”,因为“保安费”最近涨得比较高。要大大方方,不藏着,不掖着,对于有兴趣了解西藏的尽量提供方便。这比咱中国自己搞个发言人效果好多了。
第四, 安全的事儿咱就不说了,国家比咱想得周到。
第五,就是我感觉咱们国家对中国的民主进步,包括西藏的人权改善正面宣传的力度不够,总是等人家给你整出事儿来才被动地抗议,总像个受气包似的。对“阶级斗争新动向”认识不足,所以预防措施不得力,出了事儿反应不及时,方法不得当。比如当时把记者都赶出来就显得不太光明磊落,虽然后来补救了一下,但总还是觉得处理危机的手法不够老到,思想还比较僵化,有点儿畏首畏尾。当然我这里只是看表面现象,当时的具体情况也可能比较复杂。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那儿吧。

最后还是整两句诗吧,这个我比较习惯。“沉舟侧盼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复”。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社会运动,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要面对的现实。不管是老牌儿的世界强国,还是现在的世界霸主,任何想阻止这个潮流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中国的逆转将是全世界的灾难,这一点有远见的政治家早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些抱着昔日残梦昏睡不醒的西方政客和缺德记者们用谎言和谩骂编织起来的乌云迷雾很快就会被事实和良知的光芒照得烟消云散。中国人民的宽容、有礼、与人为善的美德必将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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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意志报: Interview mit Helmut Schmidt: Wir sehen China ganz fal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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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pril 2008 | Home / Politik / Politik Exklusiv / Interview mit Helmut Schmidt: Wir sehen China ganz falsch
POLITIK EXKLUSIV
Interview mit Helmut Schmidt: Wir sehen China ganz falsch
Fünfzehn Mal besuchte der Altbundeskanzler China. Im Gespräch mit unserer Zeitung warnt Helmut Schmidt davor, das Riesenreich an den Maßstäben westlicher Erwartungen zu messen. Eine „Demokratisierung“ nach amerikanischen Vorbild schließt der China-Kenner aus. Das Land werde seinen eigenen Weg gehen.
China als welthistorisches Experiment: Seit Jahrzehnten verfolgt Altbundeskanzler Helmut Schmidt den Aufstieg des Riesenreiches. (Foto: dpa)

Herr Bundeskanzler, beim Hören Ihrer Äußerungen sowie beim Lesen Ihrer Texte über China habe ich neben dem Eindruck, dass Sie mit größter Sorgfalt die dortigen Entwicklungen zu beschreiben versuchen, auch das Gefühl, da sei eine große Leidenschaft für China.
Schmidt: Nicht Leidenschaft, sondern Neugierde.


Mehr zum Thema
# Teilen Sie die Ansicht Helmut Schmidts, dass man China nicht mit westlichen Maßstäben messen darf?
Woher kommt die?
Schmidt: In der Weltgeschichte gab es eine Reihe von Hochkulturen. Zum Beispiel im heutigen Iran und Irak, früher das fruchtbare Mesopotamien und noch früher Zweistromland genannt. Ich denke zudem an die Hochkulturen der Inkas, Tolteken und Azteken in Südamerika und auch an die in Indien und Ägypten.

Die chinesische Hochkultur ist zwischen 4000 und 5000 Jahre alt, und das Besondere an ihr, sie lebt immer noch, obwohl sie uralt ist. Warum ist das so? Und wieso sind alle anderen untergegangen? Das ist der Gegenstand meiner Neugierde.


Die chinesische existiert immer noch, obwohl sie das nicht hat, was wir für den größten Fortschritt der Menschheit halten, nämlich Demokratie.
Schmidt: Nun hatten alle anderen, die ich vorhin nannte, auch keine. Keine von denen war eine Demokratie.


In Gesprächen über andere Länder heben Sie stets den Wert der Nichteinmischung in deren inneren Angelegenheiten hervor.
Schmidt: Ja, die Nichteinmischung ist ein Begriff aus dem Völkerrecht. Ich warne davor, sich in die inneren Angelegenheiten anderer Staaten einzumischen. Das gilt nicht nur für China, sondern genauso gut für den ehemaligen Staat Jugoslawien, für Kolumbien, Venezuela. Ja, das gilt für jeden Staat der Welt.


Nun kommt Ihre Neugierde, die Sie für sich geltend machen, doch nicht aus dem Nichts.
Schmidt: Der liebe Gott hat mich wohl mit dieser Neugierde ausgestattet. Außerdem ist das heutige China, sagen wir das China aus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20. und das China zu Beginn des 21. Jahrhunderts, so wahnsinnig interessant, weil es sich um ein gigantisches Experiment handelt.

Solange Mao lebte, hat er eine Reihe waghalsiger Experimente durchgeführt und dabei schwere Fehler begangen. Zum Beispiel hat sein Großer Sprung nach vorn in den 1950er Jahren Millionen Hungertote gefordert. Man weiß nicht genau, wie viele dabei umgekommen sind.

Möglicherweise eine zweistellige Millionenziffer. Schließlich hat auch das andere gigantische Experiment, nämlich seine sogenannte Proletarische Kulturrevolution, Tausende Tote gekostet. Sie alle sind umgebracht worden. Er selbst starb 1976, und wenige Jahre darauf gelangte mit Deng Xiaoping jemand an die Spitze, der ein neues Experiment mit bisher glänzendem Erfolg wagte.

Bis auf ein paar ostasiatische Ausnahmen wie Hongkong, Taiwan, Singapur und Südkorea ist der so nachhaltige, nun schon seit einem Vierteljahrhundert anhaltende ökonomische Aufschwung mit Zuwachsraten von realen 8, 9 oder 10 Prozent einzigartig auf der Welt. Herauszufinden, wieso den Chinesen dieses Wunder gelingt, ist ungeheuer spannend.


Haben Sie eine Antwort?
Schmidt: Wenn ich eine hätte, so hätte ich mich wohl nicht so lange mit China befasst. Zudem kann man es auch nicht in einem Satz zusammenfassen.

„Was die Amerikaner und die meisten Europäer überhaupt nicht verstehen, ist der Umstand, dass das ohne den vorausgegangenen anderthalb Jahrtausende alten Konfuzianismus nicht so erfolgreich funktionieren würde.“
Da wirken zu viele Faktoren zusammen. Was die Amerikaner und die meisten Europäer überhaupt nicht verstehen, ist der vo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nicht nur vor der Welt, sondern auch vor sich selbst geleugnete Umstand, dass das ohne den vorausgegangenen, anderthalb Jahrtausend alten Konfuzianismus nicht so erfolgreich funktionieren würde.

Das weiß niemand in Europa, und das weiß auch niemand in Amerika. Sie haben auch keine Kenntnis davon, dass Konfuzius zur gleichen Zeit wie Aristoteles, Plato oder Perikles gelebt hat. Ein halbes Jahrhundert vor Jesus Christus.

Sie wissen auch nichts von der bis ans Ende des europäischen Mittelalters dauernden technologischen Überlegenheit der Chinesen gegenüber den Europäern. Sie hatten längst das Schießpulver. Sie hatten Bücher, gedruckt mit beweglichen Lettern. Lange vor Gutenberg. Sie verfügten längst über den Magnetkompass sowie über Raketen.

Sie besaßen längst Kanonen und fuhren längst Segelschiffe, die zwanzig Mal so groß waren wie die Schiffe von Kolumbus. Den Europäern ist auch nicht bekannt, dass die Chinesen vor einem halben Jahrtausend qualifiziertere Ingenieure und bessere Wissenschaftler als wir Europäer waren.

Und sie verstehen auch nicht, dass die jetzigen chinesischen Aufschwünge ohne den historischen Hintergrund und ohne das kulturelle Erbe kaum vorstellbar wären. Ich habe das alles jetzt nicht gesagt – das füge ich vorsichtshalber hinzu –, um die gegenwärtige kommunistische Führung in China in Schutz zu nehmen oder um die politischen Verhältnisse schön zu malen. In dem von mir bisher Geäußerten steckt einstweilen noch keine Bewertung.

Gehen Sie davon aus, dass der zu Maos Zeiten verbotene Konfuzianismus gleichwohl unter Mao wirksam war?
Schmidt: Konfuzius war für ihn Anathema. Um deutlich zu machen, was ich meine, will ich Ihnen eine kleine Geschichte erzählen, die ich irgendwo aufgeschrieben habe. Nach meiner Erinnerung spielt sie im Jahre 1984. Ich unterhalte mich in Peking privat und unter vier Augen mit Deng Xiaoping, der damals bis auf den Vorsitz des Militärkomitees kein großes Staatsamt mehr bekleidet.

Gleichwohl ist er der unangefochtene politische Führer. Miteinander über die chinesische Geschichte und die Gegenwart redend, sage ich zu ihm, um ihn ein bisschen zu ärgern, halb ironisch, halb im Ernst: „Eigentlich habt Ihr euch doch einen ganz falschen Namen gegeben. Ihr nennt Euch Kommunistische Partei, dabei müsstet Ihr in Wirklichkeit Konfuzianische Partei heißen.“ Einen Augenblick stutzend, sagt er nach einer Weile: „So what!“ Auf Deutsch: „Was hast du dagegen!“

Dazu wüsste ich gerne mehr. Warum nahmen Sie das an?
Schmidt: Eigentlich bezog sich das nicht auf die gesamte Partei, sondern auf Deng. Ich sagte ihm, er sei weit weniger Kommunist als Konfuzianer. Das war ein ganz kluger Kerl. Ja, ein souveräner Kopf.

Ihm begegneten Sie zum ersten Mal bei Ihrem ersten und einzigen Besuch bei Mao.
Schmidt: Ja, da lebte Mao noch.

Hatten Sie, obwohl Sie gegen sein striktes System waren, Sympathien für Mao?
Schmidt: Ich bin nicht gegen das System Maos. Ich bin ein Europäer. Warum soll ich gegen Mao sein? Ich war gegen die verrückten Maoisten in Deutschland, die nichts von Mao wussten, sondern nur die überwältigenden Bilder von den Massenbewegungen aus dem Fernsehen kannten. Was sie glaubten, was Maoismus sei, war etwas vollkommen anderes. Es hatte weder etwas mit Mao noch mit seinem System zu tun.

Wie beurteilen Sie aus heutiger Sicht die Zeit von Mao?
Schmidt: Ich würde sie ähnlich beurteilen, wie die heutigen chinesischen Führer es in einem Privatgespräch tun. Wenn sie jemanden finden, der offen redet, so räumt er ein: „Mao hat große Fehler begangen. Aber 70 Prozent waren richtig.“

Bei meiner Einschätzung komme ich nicht auf 70 Prozent, sondern auf sehr viel weniger. Aber einiges war richtig. Zum Beispiel: Er hat entgegen der kulturellen Tradition in China die Frauen befreit.

„Sie dürfen nicht den Fehler begehen, die heutigen Führer Chinas mit Maoisten zu verwechseln.“
Frauen und Männer sind seitdem gleichberechtigt. Das ist eine Leistung angesichts einer viertausend Jahre alten kulturellen Tradition. Die zweite große Leistung ist die Wiederbegründung des chinesischen Staates, der 1945 völlig am Boden war. Wer einigermaßen gerecht sein will, muss diese Errungenschaften anerkennen. Daneben stehen schlimme Fehler und schlimme Sünden.

Aber Sie dürfen nicht den Fehler begehen, die heutigen Führer Chinas mit Maoisten zu verwechseln. Damit haben sie nicht viel am Hut. Zwar thront Mao als Halbgott auf dem Sockel und wird nach wie vor verehrt. Aber gleichzeitig ließen sie für Konfuzius einen Tempel bauen, in dem Millionen von Chinesen dem alten Konfuzius die Ehre erweisen.

Können Sie sich an die bei Ihrer ersten Reise nach China angesichts dessen, was Sie dort sahen, hörten und rochen, ausgelösten Erstlingsgefühle erinnern?
Schmidt: Nicht Gefühle, sondern Neugierde. Ich begriff relativ früh in den 1960er Jahren, dass China eines Tages wieder zu einer Weltmacht aufsteigen würde, die es ja schon einmal gewesen ist. Deswegen war ich schon als Bundestagsabgeordneter, also als Fraktionsvorsitzender bei den Sozis, neugierig darauf, was sich da tut und entwickelte. Als ich Ende 1969 Verteidigungsminister wurde, gewann ich noch mehr Klarheit darüber, dass China in Zukunft eine bedeutende Rolle spielen würde.

Dennoch unterhielten wir immer noch keine diplomatischen Beziehungen. Weil mich zutiefst interessierte, was dort geschah, verordnete ich mir eine Dienstreise, die mich rund um China führte. Ich wollte mir dieses riesige Land von außen mit australischen, mit neuseeländischen, mit thailändischen, mit japanischen und mit koreanischen Augen anschauen. Wieder zurück in Deutschland, sagte ich zu meinem Bundeskanzler Willy Brandt, nicht im Kabinett, wohl im privaten Gespräch: „Wir müssen diplomatische Beziehungen aufnehmen. Ich bin mir ganz sicher, China wird eine Weltmacht.“ Das hat er sieben Jahre vor den Amerikanern gemacht.

Woran machten Sie fest, dass China das Potential zu einer Großmacht hat?
Schmidt: Sie können mir ein Loch in den Bauch fragen. Ich habe es nicht an irgendwelchen Indizien abgelesen. Es gab dafür keine Beweise. Es war wohl die Intuition eines geschichtsbewussten und geschichtserfahrenen Mannes. Ich war damals 50 Jahre alt, also nicht mehr ganz so jung, und ich hatte mein ganzes Leben lang gelesen.

Sie haben einmal gesagt, dass Deng Xiaoping eines Tages als einer der wichtigsten Staatsmänner seiner Zeit in die Geschichte eingehen würde.
Schmidt: Habe ich das gesagt? Ja, er wird als der erfolgreichste Kommunist in die Geschichte eingehen. So kann man es sagen.

Warum waren Sie von ihm so angetan?
Schmidt: Er war nicht nur freundlich. Wenn er auch kein liebenswerter Mensch war, so hat er mir doch sehr imponiert. Aber er hat die Tian-An-Men-Krise, also die große Tragödie vom 4. Juni 1989 auf dem Platz des Himmlischen Friedens, zu verantworten, die viele hundert Tote kostete.

Jedoch ist das ein Ereignis, das der Westen nicht einmal im Ansatz versteht. In China ist die Wahrung des eigenen Gesichtes von ganz zentraler Bedeutung. Auch Sie, Herr Jocks, werden bei Ihren Besuchen in China bemerkt haben, dass man das Spiegelbild des einzelnen Menschen nicht beschädigen darf. Die Studentendemonstrationen hatten dort von Woche zu Woche angedauert.

Der damalige Generalsekretär der Partei Zhao Ziyang hatte versucht, sie zu überreden, und wollte es noch einmal versuchen. Doch ohne Erfolg.

„Es gibt so viele Faktoren, die in den westlichen Medien weder richtig dargestellt noch von ihnen verstanden wurden, die diese Tragödie auf dem Platz des Himmlischen Friedens ausgelöst hatten.“
Und nun musste der Chef der Sowjetunion, der zum ersten Mal seit dem Bruch zwischen Chruschtschow und Mao auf Besuch nach China kam, wegen der Demonstrationen die sogenannte Halle des Volkes durch die Hintertür betreten. Ich betone, durch die Hintertür.

Das war für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unerträglich. Zuvor hatten sie wochenlang die Demonstrationen ertragen. Aber dieser extreme Gesichtsverlust war für sie nicht hinnehmbar. Hinzu kam, dass einige wildgewordene Studenten die aufgefahrenen Soldaten tätlich angegriffen hatten, und die hatten, weil sie Soldaten waren, zurückgeschossen.

Wenn es keine Soldaten, sondern Polizeibeamte gewesen wären, hätten sie nicht sogleich geschossen, sondern mit Stöcken gedroht. Es gab aber keine Polizei. So gibt es viele Faktoren, die in den westlichen Medien weder richtig dargestellt noch von ihnen verstanden wurden, die diese Tragödie insgesamt ausgelöst hatten.

Worauf Sie bewusst hinweisen, wenn Sie über die Chronik der blutigen Ereignisse reden, ist, dass diese Studentenunruhen nicht mit der Studentenrevolte im Westen vergleichbar sei, weil es primär nicht um mehr Freiheit ging.
Schmidt: Das ist richtig. Aber natürlich spielten unter den Studenten vielerlei Strömungen eine Rolle. Denken Sie an den legendären Mai 1968 in Paris mit den gravierenden Studentenunruhen auf den Straßen, die beinah zum Sturz von De Gaulle geführt hätten, oder denken Sie an die Auswüchse der Baader-Meinhof-Gruppe, die ja durchaus bereit war, andere ihrer politischen Ziele wegen umzubringen.

So gab es auch in China einige Studenten, die gewaltbereit waren. Sowohl in Deutschland als auch in Frankreich hat ja die 68er Studentenbewegung durchaus zu einer Reihe von Gewalttaten geführt. Diese im Westen mit staatlicher Gewalt gebrochene Gewaltbereitschaft darf nicht unterschlagen werden, wenn man über die Tragödie in China redet.

Im Westen endete das zwar nicht mit 800 oder 900 Toten wie in Peking. Nun weiß ich nicht, wie viel Tote es wirklich waren. Die Zahlen über die Toten sind in der westlichen Presse übertrieben worden. Die westlichen Botschafter, die ich 1990 in Peking darauf ansprach, haben alle nur geschätzt.

Unter den Künstlern, die sich zur Tatzeit auf dem Platz des Himmlischen Friedens aufhielten, waren bis auf einen alle wider Erwarten sehr auskunftsfreudig. Sie erzählten so freimütig, dass ich mir filmreife Bilder von dem machen konnte, was dort passiert ist.
Schmidt: Was haben sie Ihnen erzählt?

Dass sie die Schüsse, die sie hörten, nicht als solche, sondern als Freudensignale ihrer Mitstreiter zunächst identifiziert hätten. Erst als sie sich dem Ort annäherten, von wo aus die Schüsse kamen, hätten sie realisiert, dass diese tödlich waren. Offensichtlich haben sie erst gar nicht in Erwägung gezogen oder mit einer Niederschlagung Ihrer Proteste gerechnet. Ich vermute, dass sie nicht naiv waren, sondern darin Vertrauen hatten, dass die Partei keine Gewalt gegen sie anwenden würde.
Schmidt: Lebten die Jungs, mit denen Sie sich unterhielten, schon zu dem Zeitpunkt in Peking?

Ja.
Schmidt: Sie müssen wissen, die Staatseisenbahn setzte Sonderzüge ein, um sie von anderen Universitätsstädten nach Peking transportieren zu lassen. Zunächst war alles harmlos. Daran sehen Sie, es ist alles viel komplizierter und komplexer, als es sich in den Augen oder Ohren des westlichen Zeitungslesers oder Fernsehzuschauers abgebildet hat. Es ist alles sehr seltsam.

Warum wird bis heute an einer so falschen wie einseitigen und klischeehaften Rezeption der Entwicklung in China festgehalten?
Schmidt: Dieser vor allem von amerikanischen Medien ausgehenden Rezeption liegt eine tief sitzende doppelte Abneigung zugrunde. Einmal gegen kommunistische Regime und außerdem gegen ein Land wie China, das als unheimlich empfunden wird.

Warum?
Schmidt: Weil, was man nicht kennt, unheimlich ist.

„Es spricht nicht viel dafür, dass die chinesische Entwicklung nach amerikanischem oder westeuropäischem Muster verläuft. Warum sollte sie auch?“
Sie gehen wohl kaum davon aus, dass China sich so demokratisiert, wie wir es uns vorstellen?
Schmidt: Es spricht nicht viel dafür, dass die chinesische Entwicklung nach amerikanischem oder westeuropäischem Muster verläuft. Warum sollte sie auch?

Sie gehen offensichtlich davon aus, dass die chinesische Kultur sich klar von der unserigen unterscheidet und die Gesellschaft deshalb auch andere Wege als westliche einschlägt, ja einschlagen muss.
Schmidt: So ist es. Das kann jeder wissen, der sich damit näher beschäftigt. Das muss ja nicht ich sagen.

Ich wollte auf die Vermutung hinaus, dass sich mit dieser speziellen Kultur vielleicht nur bestimmte Gesellschaftsformen vereinbaren lassen.
Schmidt: Das habe ich weder geschrieben noch behauptet. Ich sage nur, es wird anders sein. So, wie es in Rom anders als in Athen und dort wiederum anders als in Sparta war, so sind die Verhältnisse in Peking ebenfalls grundverschieden von denen in Washington, Berlin, London, Paris oder Rom. Man muss schon Amerikaner sein, um sich einzubilden, alles müsste nach amerikanischem Muster vonstatten gehen.

Woran liegt es, dass Bush sen. so extrem anders als Bush jun. auf China reagiert?
Schmidt: Bush-Vater ist zehnmal klüger als sein Sohn. So etwas kommt vor. Das ist die ganze Erklärung. Bush-Junior hat die Bühne der Weltpolitik in einem Augenblick betreten, da seine Kenntnisse von der Welt beinah gleich Null waren.

Wenn Sie danach befragt werden, ob China eine Expansionspolitik betreibe, weisen Sie stets darauf hin, dass dieses Land eine solche so gut wie nie verfolgt habe.
Schmidt: Ja, es gab ein paar kleine Ausnahmen. Aber im Prinzip ist das richtig.

Beruht die Nichtexpansionspolitik auf den Lehren des Konfuzianismus?
Schmidt: Nein, das glaube ich nicht. Wohl aber hat es mit der Bevölkerungsmasse zu tun. In Zeiten, wo die Völker in Europa 10, 12 oder 15 Millionen stark waren, lebten in China viele Hundertmillionen. Eine Riesenbevölkerung. Zur gleichen Zeit, da in Europa die Nationalstaaten entstanden, im Laufe der letzten tausend Jahre, also seit 1066 in England oder seit Ludwig I., haben sich bei uns in Europa gleichzeitig die Nationalsprachen differenziert.

Jeder Staat eine andere Sprache. Zum Teil auch andere Schriften. Noch im 20. Jahrhundert gehörten Kroaten und Serben dem gleichen Staat Jugoslawien an. Sie sprachen so, dass sie sich gegenseitig verstehen konnten, aber der eine konnte die Zeitung des anderen nicht lesen. Denn die serbische war in kyrillischen und die kroatische in lateinischen Buchstaben gesetzt.

In China dagegen existiert ein- und dieselbe Schrift für Hunderte von Millionen Menschen, auch wenn nicht alle lesen und schreiben können. Und es war ein riesenhaftes Volk in einem riesenhaften Land mit inneren Kämpfen zwischen Provinzfürsten, Könige genannt. Der Grund für die Zurückhaltung bei expansiven, gar imperialistischen Abenteuern oder Feldzügen liegt wahrscheinlich in der Größe dieses Volkes.

In jenen sagenhaften Jahrhunderten waren die Chinesen sich nicht nur ihrer Größe, sondern auch ihres kulturellen und zivilisatorischen Vorsprungs so bewusst, dass es ihrem Stolz widersprochen hätte, sich als Unterdrücker anderer Völker aufzuspielen. Ich rede von der Zeit bis 1500. Sie waren das Reich der Mitte. So lautet der uralte chinesische Slogan.

Und die anderen befanden sich in Ihren Augen am Rande. Ihnen als Chinesen genügte es, wenn diese ab und zu in ihre Hauptstadt kamen, ihren Kotau machten, Geschenke brachten, Tribut zahlten und wieder heimfuhren. Sie ließen sie am Leben in dem Bewusstsein, dass sie die Großen und die anderen eben Randerscheinungen sind. Dieses nicht nur kulturelle Selbstbewusstsein trug wahrscheinlich ganz wesentlich dazu bei, dass sie keine imperialistische Politik machten.

Ganz anders als die Römer und auch ganz anders als der athenische Seebund und andere Kulturen. Sogar die Ägypter versuchten, ihre Herrschaft bis nach Irak oder Persien auszudehnen. Die Chinesen haben es bis auf zwei kleine Ausnahmen nicht getan. Die eine liegt ein paar Jahrhunderte zurück und heißt Tibet, und die andere ist Ostturkestan. Ein Kennzeichen für das Bewusstsein der Überlegenheit ist der Umstand, dass sie fremde Eroberer eingeschmolzen haben. Turkvölker, Tartaren, Mongolen, Mandschus. Die letzte Dynastie, die 1912 durch die Revolution von Sun Yatsen beseitigt wurde, bestand aus Mandschus. Sie benahmen sich wie Chinesen von Geburt. Nach zwei oder drei Generationen waren sie eingeschmolzen.

Nun war China durchaus Gegenstand fremder Eroberungen.
Schmidt: Das ist richtig. Am schlimmsten im Laufe des 19. Jahrhunderts während der beiden Opiumkriege und noch tragischer durch die Japaner. Die erste Tragödie war der japanisch-chinesische Krieg, der 1895 mit der Niederlage der Chinesen endete, und die zweite die Besatzungszeit unter der Herrschaft der bis zum Ende des 2. Weltkrieges böse wütenden Japaner. In der Zwischenzeit hatten die Europäer entlang der chinesischen Küste sogenannte Konzessionen, in Wirklichkeit Kolonien aufgemacht.

Darunter die Portugiesen, die Engländer, die Franzosen, und zuallerletzt nahmen sich die Deutschen Tsingtau. Das heißt: Im 19. Jahrhundert ist China weltpolitisch im steilen Niedergang begriffen. Es kann sich nicht wehren und verliert gegen die Engländer, gegen die Franzosen und auch gegen die Japaner. Wir sprachen vorhin von Maos Leistungen.

Obwohl er diese Situation geerbt hat, ist es ihm gelungen, wieder den Staat China zu errichten. Wäre ich ein Chinese, so würde auch ich ihn dafür bewundern. Ich bin aber kein Chinese. Nein, dass sie imperialistisch waren, das kann man weiß Gott nicht behaupten. Da verhielten sie sich ganz anders als die allermeisten anderen größeren Reiche der Weltgeschichte.

„Die von uns so gepriesene Demokratie ist in ihren Augen nicht so wichtig wie das materielle Wohlergehen von Dreizehnhundertmillionen Chinesen. Das ist allgemeine Meinung.“
Waren Sie nach 2003 noch einmal in China?
Schmidt: Ja, 2005. Ich war in den Jahren, nachdem ich keine Regierungsämter mehr inne hatte, dort relativ häufig mit einer gewissen Regelmäßigkeit alle zwei Jahre einmal, also insgesamt zwischen zwölf und fünfzehn Mal.

Was erfuhren Sie in Ihren Gesprächen?
Schmidt: Tausend Dinge, das lässt sich nicht in einem Satz zusammenfassen. Das für mich Interessanteste war, dass viele der sogenannten Intellektuellen, fast alle mit Universitätsstudium, innerlich davon überzeugt sind, dass China eine Großmacht sein muss. Sie erwarten Respekt von uns anderen. Darin sind sich sowohl Kommunisten als auch Nichtkommunisten einig.

Auf Befragen nach Chinas Zukunft äußern sie, Demokratie sei ihnen nicht so wichtig wie eine Renaissance der konfuzianischen Tradition, wobei es mir so scheint, als hätten die heutigen Professoren, Hochschulrektoren und Schriftsteller keine klare Vorstellung von Konfuzianismus. Ich halte es für möglich, dass manche meiner Gesprächspartner eine geringere Kenntnis von der konfuzianischen Lehre haben als beispielsweise ich, und meine Kenntnisse sind schon unzureichend.

Dass sie dieses kulturelle Erbe festhalten möchten, ist deutlich zu spüren. Wenn sie denn möglich wäre, so wäre ihnen eine Ehe zwischen Konfuzianismus und Demokratie am liebsten. Aber die von uns so gepriesene Demokratie ist in ihren Augen nicht so wichtig wie das materielle Wohlergehen von Dreizehnhundertmillionen Chinesen. Das ist die allgemeine Meinung.

Gedankensprung: Hat sich aufgrund Ihrer Erfahrungen in China und durch die Konfrontation mit dem anderen Denken Ihr eigenes geändert?
Schmidt: Wahrscheinlich, aber das kann ich nicht im einzelnen auseinanderklamüsern. Jedenfalls hat sich mein Respekt vor der kulturellen Leistung der Chinesen gewaltig vergrößert, von Mal zu Mal.

Vielleicht noch ein paar allerletzte Fragen. Haben Sie eine Ahnung, woher Ihre Offenheit für andere Kulturen herrührt? Mit dem Elternhaus ist das wohl nicht zu erklären, oder?
Schmidt: Da haben Sie ganz recht. Das Elternhaus spielte dafür keine Rolle. Wie ich eingangs sagte, war ich immer neugierig. Es gibt eine Reihe von alten Kulturen, für die ich einen großen Respekt habe. Zum Beispiel die Ägypter. Denken Sie nur einmal an dieses gewaltige, mit seinem Tod scheiternde Unterfangen des Pharao Amenophis IV., in der westlichen Literatur Echnaton genannt.

Er versuchte, die Vielgötterei abzuschaffen, indem er sie durch einen einzigen Gott ersetzte. Leider ohne anhaltenden historischen Erfolg. Nach seinem Tod wurde alles wieder rückgängig gemacht. Dieses gewaltige Unternehmen ging weit über das hinaus, was Martin Luther auf den Weg brachte. Das finde ich ungeheuer faszinierend. Ich hatte einen ägyptischen Freund, nämlich den ermordeten Staatspräsidenten Sadat.

Er glaubte, wofür ich aber keine Belege fand, dass sich eine geistige Brücke von Echnaton zu Moses spannte. Man kann es nicht ausschließen. Moses liegt etwa 100 Jahre später. Es gab also auch in anderen Kulturen erstaunliche Entwicklungen. Aber es gibt keine andere Hochkultur als die chinesische, die ohne einen Gott oder ohne Götter ausgekommen ist.

Warum war das so?
Schmidt: Schwer zu sagen. Vielleicht mangelte es ihnen an Fantasie, ist aber unwahrscheinlich. Für mich ist das ein ungelöstes Rätsel.

Sind Sie dem einmal nachgegangen?
Schmidt: Nein, ich habe nicht so viel Zeit und außerdem lebe ich nicht mehr lange. Ich muss mit meiner Zeit vorsichtig umgehen. Deshalb müssen wir jetzt auch Schluss machen.

Dann meine letzte Frage: Gibt es in China einen von Ihnen bevorzugten, Sie beglückenden Platz, der Ihnen besonders viel bedeutet oder am Herzen liegt?
Schmidt: Nein, den gibt es nicht.

Werden Sie noch einmal nach China reisen?
Schmidt: Wohl kaum. Ich bedaure es, aber ich kann es nicht mehr. Betonen möchte ich am Ende unseres Gesprächs noch einmal: Weder ich, der China fünfzehn Mal bereiste, noch Sie nach Ihren zwei Reisen sind Kenner von China.
Man kann nur neugieriger werden. Eines der größten Probleme haben wir übrigens in den zwei Stunden nicht berührt, und das ist der Umstand, dass von der kommunistischen Ideologie nichts mehr für das heutige China brauchbar ist. Von der marxistischen ebenso nichts mehr wie von der leninistischen, und von der maoistischen Ideologie fast nichts mehr.

Deshalb sprechen Sie ja auch vom ideologischen Vakuum, das ausgefüllt werden muss, und vermuten, dass der Konfuzianismus diese Lücke schließen könnte.
Schmidt: Ja, vielleicht. Die Tatsache des Vakuums fängt an, vielen Chinesen bewusst zu werden. Das heißt aber nicht, dass sie schon wissen, wie sie das Problem lösen und das Vakuum ausfüllen können. Aber das Bewusstsein für die Lücke wächst.

Ihre Künstler sind sich dessen wahrscheinlich am allerwenigsten bewusst, die Schriftsteller nehmen es wohl eher wahr, und denen an der Spitze ist das geradezu unangenehm klar, weil sie noch keine Lösung gefunden haben.

Interessant ist, dass die Herrschenden überall im Ausland konfuzianische Institute eröffnen und auch in ihrem Land einiges dafür tun, um an die große Tradition des Konfuzianismus wieder anzuknüpfen.
Schmidt: Nicht nur das, sie feiern ihn sogar.

Es scheint, als wollten sie dadurch einen sanften Übergang zu einem System ermöglichen, das auf dem Konfuzianismus fußt.
Schmidt: Konfuzius ist aber inzwischen zweieinhalbtausend Jahre alt, und Mencius nicht viel jünger. Mit der bloßen Berufung auf Konfuzius können Sie das Vakuum nicht füllen, das reicht nicht. Sie müssen den Konfuzianismus, und das ist etwas anderes als Konfuzius, gewaltig verändern und an ihre gesellschaftliche, staatliche und ökonomische Wirklichkeit anpassen.

Passiert das schon in ersten Schritten?
Schmidt: Da bin ich mit einer Antwort sehr zurückhaltend. Ich denke aber eher nein. Jiang Zemin, der Vorgänger von Hu Jintao, hat versucht, wenigstens für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ie Richtung einer Ideologie anzudeuten, die erforderlich ist. Aber der Versuch scheint untergegangen. Er redete von drei Prinzipien, nach denen sich die chinesische Partei richten soll, aber diese drei Grundkräfte, welche die Partei repräsentieren soll, habe ich nicht im Handgelenk verfügbar, um sie zu benennen. Jedenfalls ist davon nichts mehr zu hören, obwohl er noch lebt.

Sind Sie ihm 2005 begegnet?
Schmidt: Nein. Es hat mir Mühe gemacht, meinen Freund Zhu Rongji zu besuchen. Die heutige Führung möchte von den alten Führern öffentlich nicht behelligt werden. Sie werden freundlich gebeten, sich zurückzuhalten. Zum Ausgleich bekommen sie anständige Pensionen, persönliche Fahrer und ein schönes Haus. Bei uns schreiben die ehemaligen Regierungschefs anschließend ihre Memoiren, das machen die in China nicht. Nun ist aber alles gesagt für he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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