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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摇头叹息:很难想象谁能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摆脱贫穷。

    不难想象,1949年毛泽东接手的是个什么样的烂摊子。在此后短短一、二十年里,当飞机上天、巨轮下水、核弹爆炸、卫星遨游、完整工业体系确立、公费医疗、义务教育、江河得到治理、逃荒要饭基本消失、和美法苏印等所有大国交手并取胜、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并在航天、航空、军工、体育、基础科学等领域把日本抛在后面。此时此刻,天下任何炎黄子孙都不难想象,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大陆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做出了什么样的伟大贡献!

    在世界主要大国中,中国和日本是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日本是通过掠夺的手段来达到,而中国则是通过对“一盘散沙”的人民的有效组织,和爱国主义及劳动热情的强力激励来实现的。而领导组织和激励中国人民的核心人物,就是毛泽东。

    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是将毛泽东时代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转化为新时代的市场经济,将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转向轻工业优先、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并重的政策。这种转化本身并不存在进步或倒退的问题,只是选择适合当时社会环境的经济发展道路。邓小平的对外开放也是将毛泽东时代没条件开放下的闭关自守,转化为外部条件许可情况下的打开国门。将改革开放称之为一场革命,是不客观的,也有违历史的辩证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事业是渐进式和借鉴式的改良运动。这也是为什么至今没有系统性的指导理论来规划中国的未来,如果某些只言词组不包括在内的话。

    如果要说中国的“革命事业”,其实从1949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1999年8月10日建国50周年来临前夕,《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Rone Tempest的一篇报道,他写道:“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彻底的改革。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革’的政治迫害。但是,特别是在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它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Amartya Sen)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状况时称:“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

    毛泽东的经济并非完美无缺,它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应因此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进而证明改革的合理性。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所说:“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的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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