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永不能忘却的记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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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朝礼仪要求，觐见皇帝时要向皇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戛尔尼认为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屈辱，在英国，只有向上帝祈祷时，才双膝下跪，觐见英王时也只单膝下跪和吻手。故他提出如果他向中国皇帝跪拜行礼，中国官员同样要向英国女王像跪拜行礼。马戛尔尼的观点遭到中方官员斥责。从六月底到八月中(7月下旬到9月中旬)，双方就礼仪问题争执了近两个月时间。此事惹怒了过度自尊的乾隆帝，他认为英使“妄自骄矜”，别有所图，戒心大起，勉强同意英使可以“顺其国俗”，“行免冠屈一膝深鞠躬礼”。
　　觐见之后，乾隆帝对马戛尔尼书面提出要求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在北京设货栈，为英商提供一座停泊、居留、存放货物的岛屿，为英商在中国内河运货减免税赋和公布关税额例等一系列涉及两国贸易和建交问题，均以与“天朝体例”不合，加以拒绝。并傲慢的告诉马戛尔尼“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以后如果再到中国浙江、天津等沿海地区经商贸易，将被“驱逐出洋。马戛尔尼就这样沮丧地用一年时间来中国，又用一年的时间回到英国。而中国，在傲慢的乾隆帝误导下，错失了一次与西方先进技术交流的机会，继续陷于闭关锁国的迷梦里
　　西方人曾这样感慨：“中国与西方的接触是比日本更早和更慢的；而且有很长一个时期，并没有什么西方控制的威胁，西方的各政府反而小心翼翼得与中国打交道，认为它是一个未知数，一个大国。但是中国对西方文明所表现的好奇心只是一种流行娱乐式的好奇心。西方没有一种品质，没有一个主观信念真正引起中国人的共鸣，按照中国的价值标准，西方风格中没有一样会使人在丢掉它之后感觉丢脸”  。
　　表面上看，乾隆帝的自负傲慢是有理由的。
　　这位清代入关第四位皇帝，曾建有不世之功。
　　在他统驭的60年中，清朝攀升到了“康乾盛世”的顶峰。他治下的东方古国，GDP达到世界的51%，超过当时世界各国财富总和，人口达3.3亿之众，版图亦有1，310万平方公里之广。他一生自得文武双全：文有《四库全书》，自己著诗42，613首，武功上同样南征北讨，战功赫赫。
　　自认创下千古不及伟业的他偏好浮华，酷喜自夸。最为高潮的是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1792年11月16日)这天，乾隆帝兴致极高，颁下《御制十全记》，将自己一生的武功业绩主动归纳为十点：
　　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
　　翻译过来就是：有“十全武功”——一是乾隆十二年(1747)平定大小金川；二是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部；三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再次平定准部；四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回部；五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平定缅甸；六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再次平大小金川；七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平定台湾；八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平定越南；九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平定尼泊尔；十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再次平尼泊尔。并从此自诩为“十全老人”。
　　其实，正是他执政期间，清王朝由强盛走向衰败。
　　他不顾国库空虚，六下江南，导致国库乏银；他用人失察，身边宠臣和坤贪污钱物折合白银九亿两，等于当时全国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成为历史上世界最大的贪官；他政治腐败，制造文字狱160多起，荼毒成千上万无辜文人与家属；他穷兵黩武，发动十几次内外战争，引发白莲教等农民起义；他思想禁锢，夜郎自大，拒绝中西文化贸易交流，错过了与欧洲先进科学技术最好的交流时机。
　　最典型的莫过于这次与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交流与碰撞。在这次表面上失败的接触中，敏锐的西方人，看到“中国是一艘破旧的大船。150年来，它之所以没有倾覆，是因为幸运的遇见了极为谨慎的船长。一旦赶上昏庸的船长，这艘大船随时就可能沉没。中国根本就没有现代的军事工业，中国的军事实力比英国差三到四个世纪 ”，称乾隆帝所领导的国家已成为一个“停滞的帝国”。
　　乾隆帝焉知，恰是他的骄傲自负，夜郎自大，祸及了他最为钟爱，赋诗夸赞，10岁即能箭射飞鹿的皇孙……
　　简论：
　　“射鹿稚童”——道光帝旻宁，不是一个幸运儿。当大清帝国江山交到他手中时，上距康乾盛世仅仅25年。而在他手中，大清却一蹶不振，从此步入衰微。是旻宁昏庸无能，荒唐腐败所致？尚不能这样断论。如按帝王“划型”评价旻宁，可以看出，他虽不是扫清六合，荡平八荒的开国之君；不是继往开来，力挽狂澜的中兴之主；也算不上胡作非为，游龙戏凤的荒唐帝王；更无所谓大厦将倾，泣告祖庙的亡国之君。其俭朴谨慎之风亦非完全平庸，似可归作一个上赖祖宗荫德，下靠股肱大臣鼎力辅佐的守成皇帝。
　　中国近代历史之所以在他执政时成为分水岭，究其原因，是他的祖父乾隆帝、父亲嘉庆帝给他留下的包袱太过沉重了。
　　正如戴逸先生所言：“历史经常被迷雾笼罩着。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
　　美籍华裔史学家徐中约也认为：“乾隆统治下的灿烂辉煌已经播下衰败的种子。” 并分析其原因是：“中国过度沉溺于奢靡，而忽视了根本问题。人口增长超过了土地增长，导致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下降；军务废弛；腐败与陋规在帝国官僚中广泛蔓延，这些问题造成所谓‘王朝循环’这一历史图景的再现。到1775年(乾隆40年)，清王朝的国运走下坡路了。”
　　还应看到的是，与西方新生资产阶级国家相比，大清帝国的“生产关系仍然是旧的，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 。闭关锁国，重农抑商，吏治腐败，科技落后……。
　　英国学者马森评价中国封建政府的封闭时说：“与世隔绝的一个重要后果是阻碍了它的发展，欧洲文明是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和遥远的西亚各国人民创造的各种文明相融合的产物，而中国文明只是土生土长的。 ”
　　侵入东北的英国海军军官宾汉，在他的《英军在华作战记》中狂妄地攻击道：“中国是个长期愚昧而又骄傲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动力的国家，是世界范围内落后国家的成员之一”  。
　　历史是一个曲折的演进过程。然而，改变整个历程的，往往就是那重要的关键几步，亦是目前仍在热说的“重要机遇期”。强调“膝盖礼节”的乾隆帝错失了机遇期，没能抓住有利时机，融合两块大陆上最为成功的经验。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曾天真地设想：“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它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 。”
　　严酷的现实是乾隆、嘉庆二帝把一个封闭期隔绝，看似辉煌，“盛世”不盛，实如累卵的烂摊子，心满意足的交到了道光帝旻宁手里。25年后，一朝山河失色，君王美梦破。在一系列新的危机爆发面前， 才能气魄均平平的旻宁，又怎能挽狂澜于既倒？
　　错失良机的庞大帝国，开始其无法逆转的倒塌。纵有其后所谓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之类所谓名臣只手补天，然而颓势已成，制度的失败让清朝已经彻底输在了起跑线上。而后，当中国在巨大的震痛中醒来时，四万万人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