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建房] 不归路:接近疯狂的中国高利贷风险一触即发!

不归路:接近疯狂的中国高利贷风险一触即发!

8月20日至2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在甘肃省考察时表示,“当前要严打非法金融活动,重点是社会非法集资和市场金融传销,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这番话的背景是,民间高利贷融资接近疯狂。

据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报道,江苏北部的贫困县泗洪县石集乡被称为“宝马乡”,今年春节过后开始,石集乡几乎98%以上的村民都参与到了疯狂的高利贷游戏中。今年5月底,疯狂的高利贷之链一夜之间断裂,从石集乡迅速向其他乡镇蔓延,穷困群体上亿的血汗钱瞬间全都打了水漂。

这并不是泗洪县一县盛况,高利率之风在全国各地尽吹。

目前,有证据显示温州投资者从房地产撤资,投向高利贷市场。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今年上半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为1100亿元,而去年同期该行的数字显示为800亿元,这意味着过去1年间温州有300亿元资金涌入民间借贷领域。今年1-3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其中3月的利率水平创历史新高。5月利率达24.6%,6月则为24.4%,“利率水平处于阶段性高位”。另据该行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让人看不懂的新兴城市鄂尔多斯,几乎全民放贷。自从2011年上半年因为资金链断裂出现多起金融案件,民间资本紧张无比,有报道称,鄂尔多斯每一个房地产项目都会找民间资本借钱,一般是40%-50%的资金来自民间资本,有些企业,甚至一个楼盘的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资本。在有些地方,连4分、5分的利都没法吸引借贷者把钱拿出来。利率越高,刀口舔血以求一逞的人越多。

风险已经降临,高利贷冰山岌岌可危,庞氏骗局出现崩塌前兆。

今年以来,温州发生多起企业主、公务员和银行人员等进行民间借贷后出逃的案例。4月以来,温州当地的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团、浙江天石电子等关门倒闭。最近的案例是,8月1日,温州巨邦鞋业公司老板王和霞失踪。闽北担保链已经崩溃,显示部分地区的高利贷冰山已在艳阳下融入水底。8月5日,福建建阳刘斌案爆发,此案显示,传销的多层次金字塔式高利贷集资链条,将民间资金与众多担保公司联结成一个金融链条。

目前的高利贷市场大致存在两种状况:一是风险较小的短期资金头寸调动,许多企业通过几天的高利贷资金搭桥,继续获得银行的信贷,这是较为安全的部分,但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少;二是风险较大的高利贷长期融资,借贷的企业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将趋于宽松,或者政府将放松房地产调控,到时以房地产的溢价能够偿还高利贷利率。显然,这是极端不靠谱的赌徒心态,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缺乏预见。

可笑的是,有人将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撤出转入房地产金融,视作房地产健康发展的标志,当房地产投资都成为高危行业,房地产金融高收益必定是一枕黄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高利贷盛行是中国实体经济与金融结构恶化的象征。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可以轻易得出结论,没有一个传统制造产业可以支撑30%以上的利率,更不必说百分之百的年化利率,即使贩毒也不行。一些实体企业或者房地产企业不惜饮鸩止渴,原因在于病急乱投医。这些企业并非不懂常识,而是在进行一场豪赌。在经济扩张周期的投资,由于资金链断裂而成为烂尾工程,一些企业主不甘束手就擒,通过高利贷打通资金链。当笔者到浙江东部的某个县城,看到企业艰难挣扎,而本地的一些从事放贷的年轻人在宾馆中挥金如土,感觉不寒而栗。

高利贷盛行说明资金链出现断绝,在高速增长期所作实体投资,已经无法获得金融支撑,宏观调控时紧时松让企业在无所适从之下,走上高利贷绝路。高利贷盛行同样说明社会资金在通胀背景下,不愿意进入实体投资领域,转向通过“玩钱”的方式,赚取暴利;高利贷如此盛行,更说明目前的管理体制出现极大的失衡,有关方面只关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对于近在眼前的民间金融火山视而不见。

一方面是高利贷狂欢陷入集体疯狂,另一方面是正常的民间金融被刻意忽视,民间资金在歧视之下走上不归路。

曾经的投行经济学家、现在的广州万穗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张化桥,近期一直致力于为民间金融正名,为高利贷正名。他认为,政府歧视小额贷款公司,官办信用社效率低下官气十足,根本无法解决民间融资难题,解决之道是“多批小贷公司,让小贷公司多杠杆,让任何想进来的人都进来,让我们能借钱,这样我们才有真正的能力去扶持微小企业和三农。”

考虑到中国财富生成之地50%以上的人从事高利贷,风险不容忽视,中国的高利贷是影响金融稳定的可怕堰塞湖。

堵不如疏。中国的民间金融从来没有因为围追堵截而消失,相反,在野蛮生长中无序壮大。目前提出的由大型金融机构保证“‘三农’和小企业的合理资金需求”,根本是榫枘不合,善用民间金融,首先要把民间金融纳入监管体系,监管机构必须负起监管之责,而后允许民间金融机构发展,放开利率上下限区间,使小型金融机构获得合理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