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反着来一下,内行尽管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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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俺原来看过,觉得里面怨气不少.在那种环境下有怨气当然正常.把苦难写成书以警示后人,好事,若为着发泄,也没人能拦着,可要被捧为"著作",则有些不好接受了.

说到国学,有人认为,除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的几本散文集外,季羡林绝大多数著述都是与印度有关的学术著作,纪念季羡林先生,称他为印度学大师,梵文大师才恰当,非要加上国学,也应当放在二者之后才说得过去,否则是对季先生学术成就的误读和不敬.说印度佛学和咱们国学沾边,俺还能接受,可是季羡林搞了个"大国学"理论,即印度学也是国学,这俺就弄不明白了.

此外,都说季羡林的绝学是吐火罗文,据说世界上只有季羡林一人认识吐火罗文,随着他的病逝吐火罗文已经面临失传的危险.可他老人家怎么就不教授呢?以他的才能和地位,在大学开这一门课应该还是可以吧.没人报课,硬拉人学也得传授,他自己不也是这么在哥廷根被硬"灌"的这门么.

还有那个什么德国姑娘相思苦盼多少多少年,从季老本人的口里传出,且不说醋香四溢吧,至少比较象绯闻.俺的审美观里面,这样的"逸事"最好还是由追人的姑娘来"诉说",被追的那位沾沾自喜就好,犯不着拿出来显.非得往好了说吧,那就只能是--老头儿真有个性.

门外汉胡言乱语的,欢迎大家指正拍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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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篇文章吧,季羡林的我被学生抄了家

季羡林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深夜。我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是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大汉六七条，都是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女头领的铁杆信徒，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如寒霜。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早有思想准备，因此我并不吃惊。俗话说：“英雄不吃眼前亏”。我决非英雄，眼前亏却是不愿意吃的，我毫无抵抗之意，他们的大棒可惜无用武之地了。这叫做“革命行动”，我天天听到叫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知道这话是有来头的。我只感到，这实在是一桩非常离奇古怪的事情。什么“革命”，什么“造反”，谁一听都明白；但是却没有人真正懂得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坏事，什么样的罪恶行为，都能在“革命”、“造反”等堂而皇之的伟大的名词掩护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去干。

　　我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里去。我那年近古稀的婶母和我的老伴，也被赶到那里，一家三人作了楚囚。此时正是深夜风寒，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全家都在风声里”，人人浑身打战。

　　我当时既不敢顽强抵抗，也不卑躬屈膝请求高抬贵手。同禽兽打交道是不能讲人话谈人情的。我只是蜷缩在厨房里冰冷的洋灰地上，冷眼旁观，倾耳细听。我很奇怪，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三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只派一个小伙子来，就绰绰有余了。然而只是站厨房门口的就是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是姓谷的朝鲜语科的学生。过去师生，今朝敌我。我知道，我们的性命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当时打死人是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他们的木棒中，他们的长矛中，就出法律。

　　我的眼睛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耳朵是能听到的。只听到我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乒乓作响，声震屋瓦。我此时仿佛得到了佛经上所说的天眼通，透过几层墙壁，就能看到“小将们”正在挪动床桌，翻箱倒柜。遇到锁着的东西，他们把开启的手段一律简化，不用钥匙，而用斧凿。管你书箱衣箱，管你木柜铁柜，喀嚓一声，铁断木飞。我多年来省吃俭用，积累了一些小古董，小摆设，都灌注着我的心血；来之不易，又多有纪念意义。在他们眼中，却视若草芥；手下无情，顷刻被毁。

　　楼上横扫完毕，一位姓王的学泰语的学生找我来要楼下的钥匙。原来他到我家来过，知道我的书都藏在楼下。他伸手向我要钥匙，我知道他是内行，敬谨从命。书库里我心爱的书籍遭殃的情况，我既看不见，也听不到。然而此时我既得了天眼通，又得了天耳通。库里一切破坏情况，朗朗如在眼前。我的心在流血。

　　我听到门外忽然静了下来，两个手持大棒的彪形大汉，一转瞬间消逝不见。楼外响起了一阵汽车开动的声音：英雄们得胜回朝了。汽车声音刺破夜空，越响越远。

　　 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东西，都打翻了。那一些小摆设、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地面堆满了书架子上掉下来的书和从抽屉里丢出来的文件。我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一半被掳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觉的床被彻底翻过，被子里非常结实的暖水袋，被什么人踏破，水流满了一床。看着这样被洗劫的情况，我们三个人谁都不说话———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我们哪里还能有一丝一毫的睡意呢？我们都变成了木雕泥塑，我们变成了失去语言，失去情感的人，我们都变成了植物人！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天明。天一明，我就骑上了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我痴心妄想，要从“自己的组织”这里来捞一根稻草。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放开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羡林！”历数我的“罪行”。我这个人大概还有一点影响，所以新北大公社才这样兴师动众，大张旗鼓。一个渺小的季羡林骑在自行车上，天空弥漫着“打倒季羡林”的声音。我此时几疑置身于神话世界，妖魅之国。这种滋味连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怕。从今天起，我已经变成了一只飞鸟，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了。

　　到了井冈山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早已知道了。一方面派摄影师到我家进行现场拍摄；另一方面———多可怕呀！———他们已经决定调查我的历史，必要时把我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还是一片痴心。走出大门，我那辆倚在树上的自行车已经被人———当然是新北大公社的———用锁锁死。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步行回家。从此便同我那辆伴随我将近二十年的车永远“拜拜”了。

　　不管怎样，一夜之间，我身上发生了质变：由人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没有任何手续，公社一声“打倒！”我就被打倒了。东语系的公社命令我：必须呆在家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要随时听候传讯！但是，在最初几天，我等呀，等呀；然而没有人来。原因何在呢？十年浩劫过了以后，有人告诉我：当时公社视我如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但是，他们也感到，“罪证”尚嫌不足。于是便采用了先打倒，后取证的战略，希望从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可靠的”证据，证明打倒是正确的。结果他们“胜利”了。他们用诬陷罗织的手段，深文周纳，移花接木，加深了我的罪名。到了抄家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来了，来了，两个臂缠红袖章的公社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闯进我家，把我押解到外文楼去受审，以前我走进外文楼是以主人的身份，今天则是阶下囚了。可怜我在外文楼当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风风雨雨，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今天竟落到这般地步。世事真如白云苍狗了！

　　第一次审讯，还让我坐下。我有点不识抬举，态度非常“恶劣”。我憋了一肚子气，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同审讯者硬顶。我心里还在想：俗话说，捉虎容易放虎难，我看你们将来怎样放我？我说话有时候声音很大，极为激烈。结果审讯不出什么。如是一次，两次，三次。最初审讯我的人———其中有几个就是我的学生———有时候还微露窘相。可是他们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可能是由于他们掌握的关于我的材料多起来了，他们心中有“底”了。第一个底是一只竹篮子，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他们说这是我想焚信灭迹的铁证。说我烧的全是一些极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机密的信件。事实是，我原来住四间房子，“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我看形势不对，赶忙退出两大间，让楼下住的我的一位老友上来住，楼下的房子被迫交给一个无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很好的西语系公社的一位女职员。房子减了一多半，积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烧掉一些，减轻空间的负担。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烧，心中并没有鬼。然而被一个革命小将劝阻，把没有烧完的装在一只竹篮中。今天竟成了我的“罪证”。我对审讯我的人说明真相，结果对方说我态度极端恶劣。第二个“罪证”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我婶母枕头下搜出来的。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兴起以后，社会治安极坏，传说坏人闯入人家抢劫，进门先奔厨房搜寻菜刀，威胁主人。我婶母年老胆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坏人搜到。现在审讯者却说是在我的房里我的枕头下搜出来的，是准备杀红卫兵的，我把真相说明，结果对方又说我态度更加极端恶劣。第三个“罪证”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这是我在德国哥廷根时一个可能是三青团员或蓝衣社分子的姓张的“留学生”送给我的。我对蒋介石的态度，除了一段时间不明真相以外，从一九三二年南京请愿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好过，我认为他是一个流氓。我也从来没有幻想过他真会反攻大陆。历史的规律是，一个坏统治者，一旦被人民赶走，决不可能再复辟成功的。可是我有一个坏毛病，别人给我的信件，甚至片纸只字，我都保留起来，同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公安总队的陈同志正相反，他是把所有的收到的信件都烧掉的。结果我果然由这一张照片而碰到点子上了。审讯者硬说，我保留这一张照片是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邀功请赏的。他们还没有好意思给我戴上“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帽子，但已间不容发了。我向他们解释。结果是对方认为我的态度更加极端恶劣。

　　我百喙莫明。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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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觉得,季老字里行间对个人的苦难经历以及给他带来个人苦难的人,恨意之深,绝不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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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引一篇"中国第一造反派人物",文革时期北京大学的"造反派领袖"聂元梓的文章.文章主要以推卸责任为主旨,所以前面的文字都可以当P放掉,不过最后两段关于季羡林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

邓朴方致残的账应该记在谁头上？——兼答季羡林
　　　　　　　　　　　　　　　　·聂元梓·


我愿意坦诚地承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是，有一些情况，需要加以说明。

　　１９６８年５月，邓朴方在北大校内摔伤致残，我的“罪过”又增加了一条。这其中，有误会，有讹传。如上所述，我曾经参与了给邓小平贴大字报的错误行动，但是，关于邓朴方在北大摔伤致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情，我没有参与迫害邓朴方，我也没有理由迫害他。前面说过，在经过全校师生选举成立校文革的时候，经过与王任重商量，我曾经动员群众把邓朴方选入校文革，那时候邓小平已经是运动攻击的对象了，否则为什么让邓朴方进校文革需要对群众进行说服工作？再说，当时中央领导人在北大读书的子女很多，他们的父母亲挨整的时候，我一个也没有搞“株连”，为什么单单会整邓朴方？

　　邓朴方在北大，是学生把他关起来的，不是我指示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时候，北大是干部子弟成堆，关于他们的事情特别难处理，我就是希望他们都走开，都从北大校园里走掉才好呢，省得出麻烦，根本不会下指示把邓朴方关押起来。

　　那一天，两个自称是邓朴方他们班的女学生来找我，说是邓朴方摔坏了。他们把邓朴方抓起来，想让他揭发邓小平，没有想到邓朴方从楼上逃跑，摔伤了。我问摔得怎么样，她们也不知道，只是说已经送到医院里去了。我就说，赶快去找他妹妹邓楠，让她去看护。让医院好好给他治疗。这两个女学生，我当时不认识，也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我希望她们能够站出来，公正地说出历史的真相。我一句都没有说过要把邓朴方关起来，没有要害他，我不愿意叫学生之间互相斗得死去活来。他爸爸是他爸爸的事，他知道他就会说出来，他不知道，你强迫他他也说不出。邓楠写了一篇《在江西的日子里》，说我怎么样整他的哥哥，开大会宣布开除邓朴方的党籍，摔伤以后对他的治疗也不管，什么什么的，这不符合事实。那个时候，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了，党委都瘫痪了，学校里根本没有党组织活动，我怎么敢代表党开除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开除过任何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做的事，栽赃栽不到我头上。后来，一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以后，毛主席发布指示要整党，要吐故纳新，这样，学校的党组织才开始恢复。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了，我还能管得了邓朴方的事？

　　换个例子说，陆平的孩子也在北大，我对陆平的孩子搞过什么鬼名堂？没有啊。陆平是陆平的事，孩子是孩子的事，邓朴方我也没有讲过要整他。当年那种条件下，我在校文革负责，可是北大的很多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或者是知道了也管不了。我就知道，北大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都会记在我的账上。给邓朴方治疗的事，我没有插手，当时那种思潮影响下医生护士对他的态度，是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怠慢，冷落，都是有的，换了一种情况，也许会治疗好一些，但是，这都不是我搞的。

◇　兼答季羡林

　　我在“文革”中的错误，我毫不隐讳，我愿意接受批判并且作出深刻检讨，但是，对于别的一些说法，我认为是应该予以澄清的。

　　北大的老教授季羡林最近出了一本《牛棚杂忆》，讲北大“文革”期间的事。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使然，和我自己的思想左倾错误，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对许多事情的盲目和无力，没有能够控制北大的运动局面，使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一批北大师生受到各种错误对待，受到大大小小的冲击和迫害，我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推诿，不回避，愿意在这里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的道歉。尽管说，我并没有亲自指示对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任何一个北大师生进行批斗和迫害，但是，那一段时间里，北大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应该作出深刻反省和检讨。

　　但是，季先生的回忆，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不仅是说，季羡林讲的很多涉及到我的事情是与事实不符的，还在于他回忆往事时对待青年学生的那种态度。

　　先说《牛棚杂忆》中与我有关的内容。

　　季羡林先生回忆往事，他的立场、认识水平还是那个时候的，在书中，他甚至还要使用“破鞋”这样的文革盛行的污言秽语来伤害我。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批评过这种对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做法。可是，季羡林先生现在还对当时反对我的学生侮辱我的人格的往事津津乐道。这太有失风度。

　　说到我的事情，季羡林也有很多是弄错了的。他说我是新北大公社的头头，其实，我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的头头。新北大公社有总部有委员，我没有参加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当主任。还有，他说北大成立了革委会，这话讲了两次。当时北大根本没有成立革委会，北大是校文革，校文革就是领导运动，与全面负责学校事务的革委会不同。当时的情况是，地派占优势的学校，都成立了革委会，别的许多高校的革委会，也都成立了。北大该怎么办？我请示了周总理。１９６７年５月１日，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在天安门上我请示周总理，要不要成立革委会。周总理说，学校还是叫校文革吧。我领会周总理的意见，校文革是领导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至于办学校，将来还要有校长和校党委会。

　　季羡林说他之所以挨整，是因为得罪了我，这话不知从哪里说起。全校那么多人，拥护我也好，反对我也好，我哪里能都注意到啊。

　　季羡林把新北大公社的群众做的事，都归到我的头上，口口声声是聂记校文革，这太不严肃，也不符合事实。虽然说，我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当时的那种局面，比较混乱，不要说是对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几千人，我都能管得了？他们做的事情就都应该归结到我头上？我犯的错误，我不推卸责任，但是，总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时期的一切，都要我来承担吧。反过来，季先生曾经担任过“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勤务员”，难道能就此推论，他在任期间，东语系那些反对我的学生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吗？

　　季羡林说他因为反对我而进了牛棚。群众整他，我并不知道。他怎么反对我，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反对我什么？是反对我写第一张大字报，还是反对我反江青反谢富治？他说北大的群众组织两派之间没有原则区别，他与我的原则区别在哪里？他也参与了北大的两派斗争，还是“井冈山”在东语系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一句自我反省的话都不愿意说呢？难道２０年之后，还会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我这样的“坏人当道”，他那样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全然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还有，季羡林先生对曾经整过他斗过他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学生，一点儿都不宽容，他就没有充分考虑到，“文革”是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在这种环境中，青年人有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要历史地看问题。他写的东西，是让受批判的人感到真痛快，好好地骂一顿。但是，教训何在呢？只要指责那些受蒙蔽的盲目造反的学生，就能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避免新的悲剧吗？读季先生的书，让别人感到，他受了那么多苦，是那些红卫兵自己出了问题，是他们的人性有问题，连牲畜都不如。这样做，能让年轻人和后来者接受什么教训？举个例子，有一个批斗过季羡林先生的年轻人到国外去留学，他就说人家去作“洋奴”（他忘记了自己在二战期间留学德国的往事了）。还有一个曾经错误地对待过季羡林的年轻人后来自杀，季羡林就嘲笑他“去见资产阶级的上帝去了”，连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这是鞭尸啊！还有一个从印尼归来的教师，因为整过季羡林，他就说人家曾经“反苏反共”，他有什么证据！

　　季羡林先生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挨斗挨整，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但教训是什么？账应该怎么记？要让我说，根本的教训，就是一个国家，要有法制，要尊重人权。年轻的红卫兵是受了挑拨，受了煽动，是受蒙蔽。你把矛头对着整过你的群众，直到现在，就是这样的思想高度啊？他没有怎么谴责江青、林彪，只是对整他的群众，对“老佛爷”发怒，他还说他不报复。季羡林说什么“佛兵”、“佛将”，他说他有一千种办法报复那些整过他的人，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你就是有一千种办法，也要服从法律呀。什么时候了，还说报复不报复的话，有失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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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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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的,太长了....
chyzeng 发表于 14/7/2009 13:52

妈的,多亏我没能力写那么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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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提的问题，我认为涉及到至少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我们的媒体宣传问题，试问一下， 在90年代中期，甚至到牛棚杂忆出版之前，全中国有多少人知道在北大的一个角落有个老先生在这样一个偏僻的领域默默耕耘并且成果斐 ...
vwlmeister 发表于 14/7/2009 14:47

主要就是两个分歧:
1,国学
2,坦白
关于1,是觉得印度学,佛学似乎不算国学,因为如果考虑到对我国文化的影响,那么似乎也可以说所有欧美文化研究的,都算国学相关行业了.
关于2,主要是认为,坦白的可能是不一样的,但坦白的不一定是好的.
不过多谢你的解释.觉得季羡林真是有个性.不和主旋律,挺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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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houpiwen  

关于1), 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说的国学，大概是泛指四书五经，诸子百家 这些中国本土原创的思想体系，客观地讲，在过去的2000年里，佛教对这些宝贝的形成和发展还是有影响的，那时，咱们天朝文化很 ...
vwlmeister 发表于 14/7/2009 16:46

1俺收了,多谢.
2拒收.因为如果是实录,则不是坏的,也不是好的,而应该是中性的,它不应被捧成"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只能理解为现今实话太少假话太多,于是实话便也拔高.类似于,鲁迅是大师,但鲁迅记下的帐本,则不应也被称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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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引篇文章吧.

长平为什么说季羡林是"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2009-07-14 05:53:20)
翟华 东方文化西方语(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670cb20100bo9p.html)

季羡林老辞世，备极哀荣，资深媒体人长平先生却发表了一篇题为“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似乎与主旋律不大合拍。长平为什么说季羡林先生是“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了解一下什么是“知识分子”；而弄清什么是“知识分子”，还要从“知识”一词说起。

什么是“知识”？在唐诗中我们可以读到诸如“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韩愈《谢自然诗》）“知识三分中，二分化为鬼”（白居易《感逝寄远》）的诗句，但是古诗里的“知识”未必就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知识”。从白居易诗的上下文来看，“昨日闻甲死，今朝闻乙死。知识三分中，二分化为鬼。逝者不复见，悲哉长已矣！”“知识”二字分明指的是“相识”、“熟人”。而今天我们挂在嘴边的“知识”一词应该是近代从日本输入的汉字“外来语”，是英文的knowledge的翻译。在英文中，knowledge的基本意义是人类积累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广义的知识按内容分为如下四种。关于“知道是什么”的知识，记载事实的数据；关于“知道为什么”的知识，记载自然和社会的原理与规律方面的理论；关于“知道怎样做”的知识，指某类工作的实际技巧和经验；关于“知道是谁”的知识，指谁知道是什么，谁知道为什么和谁知道怎么做的信息。

如果按照这样的定义理解“知识”一词，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是掌握了“知识”的一个阶层。在古代汉语中，其实本来有一个字专指有知识的人，那就是“士”，是“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现代的学士、硕士、博士应该都属于知识分子阶层。既然中文的“知识”就是knowledge，那么把中国人所说的“知识分子”翻译成为英语，应该是knowledgeable people。这就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翻开中国人编撰的汉英辞典，对应“知识分子”的英语词是intellectuals ，而不是knowledgeable people；而knowledgeable people并非intellectuals的同义词。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在这里有意无意地置换了intellectuals的概念。

那么，“知识分子”的概念到底是knowledgeable people还是intellectuals呢？这个问题很关键。如果说中国人所说的“知识分子”是knowledgeable people，那么当一个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就是有超强的记忆力，这也是数千年来中国式教育的着力点。从私塾背诵古文、科举八股文直到今天的高考，有了好记性就能考高分进名校出人头地（这也是为什么“好记星”这样的产品可以在中国大行其道）。这样的人应该叫“知道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等同于西方人所说的intellectuals呢？英文intellectuals从拉丁语intellectus演变而来，而intellectus的基本意义是感知、认知的能力。按照英文版维基百科的定义（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llectual）：

An intellectual is a person who uses his or her intellect to study, reflect, speculate on, or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with regard to a variety of different ideas.

也就是说，一个intellectual具有研究、思考、推断的能力，可以在各领域提出和回答问题的人。这个定义来网民自由编纂的维基百科，更说明这样的定义在西方深入人心。这样定义下的intellectuals显然与中国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有所区别，因为前者强调创新能力，而后者注重记忆储量。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固然不错，但是我们更不能忘记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比知识更重要”。我国科技工作者总数超过20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但却至今没有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究其原因与我们对“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和培养方式的偏颇不无关系。在当今中国，学富五车的knowledgeable people数不胜数，博士、硕士、学士满天飞，但是才高八斗的intellectuals却寥寥无几，很少发明家、创新者，更缺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思想家。

台湾学者殷海光在《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一文中写道：

照时代周刊(Time)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如霍夫斯泰德 (Richard Hofstadter)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ChristopherLasch)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末，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一个“人云亦云”的读书人，至少在心灵方面没有活。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的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末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聊聊可数。

按照这个定义，中国的"知识分子"数量恐怕比"国学大师"还要少。长平先生在他的“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文章引用了季羡林先生生前的一段话：“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然后就此发表了画龙点睛的评论：

“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意见，尽管并非妄语或谀辞，但是没有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思考，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就谈不上什么真知灼见。他为自己在历次运动中“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却也容易鼓励犬儒主义。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话不能全讲，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应该是欣慰，而应该是耻辱和愤怒。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必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是由于公众的误解和渴望，季羡林先生的话被放大乃至扭曲，因此引起较大的争议。这对于他本人来说，也未必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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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抄自网易)
长平：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季羡林先生的辞世，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热潮。有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从何而来？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自不待言。他留学德国回来时，年方36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也是该系的创建人。他的学术功底扎实，治学方法严谨，据称深得时任校长的胡适先生的欣赏。

但是，跟同辈学人相比，季先生在社会公众中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我想原因有这样几点：一，当时的北大人才济济，群星闪耀，以才情论，他并非最亮的那几颗之一；二，他的专业为印度语言学，他研究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文字，对于一般人来说如同天书；三，他为人谦逊，作风素朴，不沽名钓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体上走红起来。原因比较复杂，大抵有以下几种：一，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剩无多，都兀然耸立起来，被尊为大师；二，中国社会有敬老的传统，他年岁已高，著述颇丰，仍笔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误解或者利用，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大师。

人们对季先生至少有两大误会或者利用。一是他的专业是印度学，却被误指为“国学”，符合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学被压制、国学被弘扬的社会环境，也满足了社会公众的虚骄之气。因为“国学大师”的头衔，他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礼遇。显然，凭着那代学人的学术良知，他为此感到不安。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要求摘去“国学大师”、“国宝”、“学术泰斗”三顶帽子。他坦承：“我对（中国）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也就是说，他对印度学的兴趣大于国学。然而，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帽子也没能摘下来，还充满讽刺性地放到大标题里。

另一大误会，是公众把他当作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个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作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来自近代的西方社会，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担当社会良知，参与公共事务。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萨特甚至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才是个知识分子。

按照萨特的定义，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皓首穷经于与公众相距遥远的偏僻学问，并非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且，他还对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活动感到困惑。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尽管对胡适先生充满了景仰之情，但也对其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表示不理解，他写道：“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

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他还略带调侃地说：“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但是，季羡林先生是一位追求良知的学者。在“文革”中，当胡适和陈寅恪被批判时，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线。后来，他又提出了“学术良心”的概念，对年轻学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坚持散文写作，通过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展示一个学者的胸襟和见识。

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散文作品，是《牛棚杂忆》。他以此书记录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使之成为和公众分享的一段历史记忆。他认为，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教训，也就无法让它真正成为过去。他写道：“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

季羡林先生的一些话，在公众中广为流传，甚至成为网络热门用语，比如：“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

不知道是被尊称为“国学大师”、“国宝”和“学术泰斗”之后所受的心理暗示，还是高龄长寿给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感，季羡林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认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1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人类必须“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以此思想为核心，他又多次对公共事务发言，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主张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让全世界学习。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讨论“和谐”话题，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

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意见，尽管并非妄语或谀辞，但是没有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思考，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就谈不上什么真知灼见。他为自己在历次运动中“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却也容易鼓励犬儒主义。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话不能全讲，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应该是欣慰，而应该是耻辱和愤怒。

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必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是由于公众的误解和渴望，季羡林先生的话被放大乃至扭曲，因此引起较大的争议。这对于他本人来说，也未必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