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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杨师群老爸）回忆录中的杨师群
第九章支离破碎
　　原书366页
与奇女子陈荷静医师缔婚
　　不久，我经过请托，把小儿子杨师群从贵州调回上海来。当我被关在牛棚的时期，
小儿子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被分派到贵州省农村去“插队落户”，我很不放心，曾多
次打报告请求把他调回上海没有成功。他的母亲去世后，我以需要照顾生活为理由，再
度请求把他调回，得到了批准。有的亲戚认为我自找麻烦，因为他从小受到溺爱，性格
强横，一不如意就要大吵大闹。果然，更大的麻烦来了。他回来以后，住在我的雁荡路
寓所，我留有家具供他使用。据他说，将要和一个同时在贵州“插队落户”而家在上海
的女朋友结婚。我当即为他申请一小套公家配房，并且要为他买一组待结婚时用的新家
具；我让他自己先到商店预先选定家具，然后由我去付钱，但是他不同意，要我直接把
钱给他。我没有立即同意，他就大吵了起来。我为此专程到他的女朋友家中，拜访她的
父母，商量如何购置结婚用的家具等问题，结果他们告诉我“两人只是朋友，目前还没
有到要结婚的程度。”一个星期日，当我在陈医师家访问时，他冲上三楼陈家的会客间
，拍着桌子，气汹汹吵闹了六个小时才离开。当时，他分配在新华书店工作，我为此多
次到新华书店的人事部门，请求帮助调解，但遭到拒绝。
　　经过大媳妇和小儿子接连到陈家找我吵闹之后，里弄里议论纷纷，使得陈家处境十
分为难。陈医师只知道哭泣，她的父亲天天劝导她同意结婚，最后为了爱护我，她愿牺
牲自己，就答应了，当了我和她父亲的面说：“如果结婚，仍然一定要保持我的童贞。
”我当着她父亲的面，立刻向她说：“我可以保证，我为了爱护您，我会尊重您的宗教
信仰，保持您的童贞。”三个人一起谈好，她走进卧室去失声大哭了一场。从此以后，
我始终遵守我的诺言。
接着我就向复旦大学方面请求出一张同意我和陈医师结婚的证明，以便向女方户籍地的
结婚登记处申办结婚手续。不料党委书记认为我是知名人物，必须调查清楚女方，才能
给出证明。三个星期后我才得到答复，说经过调查，女方的人很好，这才发给我证明。
　　一九七七年七月廿七日，我到陈家，伴陈医师按照规定，到结婚登记处请求登记结
婚。当时女方单位的同意结婚证明已经拿到。登记处接待的工作人员，认为手续上必须
向我居住地区的公安局派出所了解我的情况，当场就打电话联系，放下电话就显出为难
的样子说：“我不能替你们办理结婚登记，据说你的儿子不同意。”我就据理力争：“
结婚是我自己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干预。”再经过登记处的工作人员认真考虑之后，终
于给了我们各一份结婚登记证。
　 婚后，因为我无处安居，就住在陈家，她真心真意地爱护我，随时随地照顾我的生
活和健康，使我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得以痊愈，健康有了好转，从此可以重新开始作学
术研究了。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写《战国史》的工作。
　　这时要照顾我的生活和健康是件很麻烦的事。当时我既没有户口薄和购粮（证），
也没有小菜卡。当小儿子从贵州调回上海时，我把户口薄交给小儿子让他申报户口，户
口薄就被小儿子扣留。我的小菜卡早就在大媳妇手里，长期由她使用着；等到大媳妇分
配到新的住处，自己另有小菜卡，但还扣留着我的使用。因此我每个季度的粮票，要亲
自到粮店去领取并由我出收据，因为我没有户口薄和购粮证，只凭我这个人是粮店职员
所认识的；当然各种副食品的配给，我就无法领到了。我原有上海最高级的医院华东医
院的医疗证，自从我被关进牛棚以后，这张医疗证就作废。我调到复旦大学工作后，只
领到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医疗证，如果要找比较好的医师治疗，比方身体检查和照X光，
都得请托朋友帮助，很是麻烦。
八十多岁的老岳父被小儿子监禁了十二天
　　同时大媳妇和小儿子一起对我吵闹得更厉害了，我找不到能够帮助我调解的人。大
媳妇和小儿子一起跑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工宣队”那里去告我的状，因为我的上司是
“工宣队”。“工宣队”的工人老师傅对他们说：“家庭纠纷我们不管。”于是他们更
胆大妄为了，小儿子先后四次用大铁钉钉住真假进出三楼的楼梯门。
第一次是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十时许，小儿子突然带了鎯头，用十多支四寸长的大铁钉，
把陈家三楼的楼梯门牢牢钉在门框上，我们夫妇两人、老岳父以及一个老佣人都被禁闭
在三楼上。我的妻子是四人中年纪最轻的，让她翻到屋顶上，再从邻居的家里出来求援
，设法拔去铁钉。但是大家对这样来势凶猛的“造反”冲击都不敢插手；又因为是星期
日，附近房屋管理处休息，没法找到人拔钉开门。到傍晚七时许，我的妻子担心我们在
家交际等候，写了一张安慰的纸条，跑到三楼的楼梯门口，想从门缝里塞进来。正当她
把纸条塞进门缝的时候，守候在大门外的小儿子和大媳妇已冲上来了，采用了当时造反
派揪人批斗的方式，小儿子把她双手反绑着，大媳妇一手紧抓着她的头发，一面大声吆
喝，一面用力把她从楼梯上拖下来，拖出大门口，并揿住她的头，猛烈地推向墙上乱撞
。我急忙跑到客厅阳台上大声呼救，四周邻居听到吆喝声、呼救声以及杂乱的脚步声，
纷纷出来帮助。对门的三位青年首先上前解救，用力推开了小儿子和大媳妇的手，让我
的妻子脱逃，一位邻居的太太立刻接她到家中二楼躲藏。那是里弄里已挤满了观看的人
，我站在阳台上无法下去说明情况，眼看小儿子和大媳妇大声向群众讲了许多造谣污蔑
的话，并且抬头指着我谩骂。特别痛心的是，大媳妇带着她的十岁的小儿子，竟然指使
小孩也仰起头来，跳着脚，对我不断地大喊：“等我（370页）长大了，替妈妈向你报
仇！”随后大媳妇和小儿子就赶到我妻子藏身的邻居大门口，当众“勒令”要邻居交出
人来，纠缠不清，一直吵闹到半夜；我的妻子就在邻居家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的妻
子到房管处请求派木工来拔去铁钉，我们才恢复了自由。那个老佣人因为受不了这么大
的惊吓，立刻辞职回到乡下老家去了。
三天后的傍晚，我们夫妇回到家门，又看到楼梯门被钉住。当时有一位朋友正拜访我的
岳父，曾请求我的小儿子不要把他钉在里面，让他出之后再钉，但是小儿子不睬他，仍
然把他钉在里面。我急忙到房管处请求木工来拔钉开门，开门后我向这位客人赔礼道歉
。从此亲戚朋友都不敢上门来了。
两次被钉门以后，我为了安全，带着妻子避居到另一位朋友家中。这时小儿子又来第三
次钉门，把我的八十多岁的老岳父单独监禁在三楼上，我只好又去房管处请求派人来处
理。没想到小儿子很快又来第四次钉门。
　　那时一位邻居看到，出来劝导，向他指出：“你父亲已不住在这里，再这样钉门，
会闹出人命来的。”小儿子不理睬，他想用监禁我老岳父的手段来向我要挟。他预先把
几十支长铁钉截去了钉头，成为两头尖的长铁钉，使得铁钉钉入楼门口和门框而无法再
拔出来。同时他指使几个伙伴轮流在周围巡逻，声称不许拔钉。一位邻居的老太太怕我
的岳父饥饿，买了十个馒头在楼下叫喊，向楼上张望的老岳父示意，叫他用长绳放一只
篮子下来，但是被小儿子的伙伴在巡逻中看到，大声恐吓不准把东西吊上去。这下子邻
居都不敢来救助了。我到处奔走求援，没有一个单位受理，甚至公安局派出所也不管。
（371页）经过我十二天的奔走，最后得到市政府里一位领导干部的帮助，才使得公安
局派人来拆除这个被钉死的楼梯门，因为除了整个拆除之外，没有办法拔出铁钉开门了
。八十多岁的老岳父被监禁了十二天，十分恐惧和焦虑，当时居民家中都不装电话，我
们无法通话安慰他。他只靠留存的一些米煮薄粥来充饥，度过被禁闭的十二天，从此他
健康大受损害。
再也无法挽救这个家庭的崩溃了
　　陈医师在“文化大革命”中，仅仅上缴了首饰，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和损害。她只是
为了爱护他人，牺牲自己，而被卷进这样十分可怖的漩涡之中。她伴着我，毫无怨言地
一起承受我儿子、媳妇猛烈“造反”的冲击。当钉门事件发生时，“文革”刚结束，我
曾经到处奔走寻求调解，不少领导干部指出：这种犯法的事件无法调解，只有向法院起
诉判罪才能解决。陈医师反对这样做，曾经不断恳求我好好地帮助小儿子成家立业，以
慈爱之心来感化这个年轻人，力图保住这个濒临崩溃的家庭。直到第四次这样凶狠的钉
门事件，使我沉痛地感到再也无法挽救这个家庭的崩溃了。
婚后我住在陈家，还是过着惊涛骇浪的生活。特别是寒假和暑假中，大儿子，大媳妇和
小儿子常来闹事，我不得不带着妻子离开上海，到苏州、无锡等地去“避难”。当时大
儿子夫妇和小儿子都分配得一所合适的小公房居住，仍然不断前来吵闹。大儿子竟然前
来逼迫我交出雁荡路寓所的钥匙，让他使用，我没有答应。我说：“我和你已脱离父子
关系，不必再来见我。”后来承蒙小儿子的新领导出来调解，我按当日的承诺，付给小
儿子一笔买一组结婚时用的新家具的钱，小儿子把扣留的户（372页）口薄归还给我。
我因为小儿子不顾死活地一再采取威胁生命的暴力行动，十分恐惧，不得不沉痛地当场
声明从今以后脱离父子关系。
陈医师于一九八〇年十月，应邀前往美国一所医院担任医师，从此她过着独立的生活，
但仍然和我保持密切的联系。她始终真诚地关心我和鼓励我，安慰着我心灵上的创伤，
无论工作怎样忙，每个星期必定给我一封信，报告她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当时我
还在陈家，直到八二年春天才搬回雁荡路的寓所居住。两年后我离开上海，飞往美国，
就此又和陈医师住在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她工作之余亲自烹饪各种富于营养而适合
老年人的特殊饮食，对我体贴入微的照顾，使得我身体强健起来，心情愉快，无忧无虑
，生活中充满种种乐趣，让我得以欢度幸福的晚年。
我之所以要如此不厌其烦地写出发生在我（373页）家的变故，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
”中特有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急风暴雨
，打破“四旧”和“抄家” 的运动，不但打击到社会上每个角落，而且冲击到许多家
庭之中，原来传统的温情脉脉的伦常道德已被一扫而空，代之以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
”。当“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猛烈冲击中，儿子和媳妇们已经
酝酿着“造反”的打算，先和他们的母亲反目，当他们的母亲病故之后，就争先恐后地
对我采取 “打”、“砸”、“抢”的造反行动了。他们先是找寻时机，争相夺取我所
有财物和重要图书，接着就大吵大闹，作进一步的要挟，使我无法安居。待我被迫躲避
离去，有图谋占住我的寓所，一步步的进逼，甚至发生了更恐怖的威胁生命的钉门监禁
事件，做出了灭绝人性的犯罪行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终极恶果，也是我应该
认真检讨的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楊寬（1914年─2005年9月5日），中國歷史學家，生於上海青浦縣白鶴江鎮，蘇州中學
師範科、光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中學時代起即進入先秦學術領域。
1946年任上海市博物館館長，兼任光華大學歷史系教授；1953年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1960年轉任參與籌設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 1970年起專任復旦大學
歷史系教授，生平發表論文兩百三十餘篇，曾參與修訂《辭海》、編繪《中國歷代地圖
集》先秦部份、標點《宋史》等工作。著作有《戰國史》、《中國冶鐵技術發展史》、
《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西周史》、《中國上
古史導論》等。1984年起與夫人陳荷靜女士客居美國邁阿密，2005年9月5日在美國逝世
，自傳《歷史急流中的動蕩和曲折》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