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choupiwen 于 2010-5-29 10:15 编辑

走了好一阵,还没到,静秋正要再歇息一会,突然听到远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手风琴声,她没想到这个小山村里还会有人拉手风琴,不由得站在那里,聆听起来。

的确是手风琴声,拉的是《骑兵进行曲》,这是一首节奏很快的手风琴曲,静秋也练过,不过练得还不到家,右手比较熟练,但左手不行。她发现这个拉琴的人不仅右手很熟,左手和弦也很熟,拉到激昂之处,真的有如万马奔腾,风起云涌。

琴声是从一排工棚样的房子里传出来的,那些房子不象村民们住的房子,单家独户,而是一长条好几间房子连在一起,想必是“贪贪队”的房子了。

静秋问明明:“你三爹是不是住在那里面?”

“嗯。”明明见已经到了,英雄起来了,腿也不晕了,就想挣脱静秋,自己跑过去。

过了一会,静秋看见一个人抱着欢欢出来了。他穿着深蓝色齐膝棉大衣,大概是勘探队发的,因为静秋已经看见好几个穿这样衣服的人在房子周围走动了。明明挡住了他脸的一部分,直到他快走到她跟前,放下了明明,静秋才看见了他脸的全部。

静秋看一个人的时候,总象是脑子里有一双眼睛,心里有另一双眼睛一样。脑子里的那双眼睛告诉她,这个人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审美观,因为他脸庞不是黑红的,而是白皙的;他的身材不是壮得“象座黑铁塔”,而是偏瘦的;他的眉毛倒是比较浓,但不象宣传画上那样,象两把剑,从眉心向两边朝上飞去。他的眉毛浓虽浓,但一点不剑拔弩张。一句话,他不符合无产阶级对“英俊”的定义。

记得有部文化革命前夕拍摄的电影,叫《年轻一代》,里面有个叫林育生的,算是个思想落后的青年,怕下农村,怕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林育生是达式常演的,那时的达式常,还很年轻,瘦瘦的,轮廓分明,有点白面书生的味道,长相很符合那个角色。

如果静秋是导演,如果要她来给明明的三爹分配一个角色,她就要分派他演那个林育生,因为他的长相不革命,不武装,很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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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心里那双眼睛却在尽情欣赏他的这些不革命的地方,只不过还没有形成鲜明的观点,只是一些潜藏在意识里的暗流。她只知道她的心好像悸动了一阵,人变得无比慌乱,突然很在乎自己的穿着打扮起来。

她那天穿的是一件她哥哥穿过的旧棉衣,象中山装,但不是中山装,上面只有一个衣袋,被称作“学生装”。“学生装”的小站领很矮,而静秋脖子很长,她觉得自己现在看上去一定象个长颈鹿,难看死了。

静秋的父亲很早就被遣送到乡下劳动改造去了,家里三兄妹就靠母亲一个人做小学老师的工资维持,一直都很困难,所以静秋总是穿哥哥的旧衣服。好在那是个不讲究穿着的年代,虽然穿男孩衣服仍然被人笑话,但习惯了也就不当回事了。

这好像还是她第一次对自己的穿着这样上心,好像生怕留给他一个不好的印象一样,她简直不记得自己还在谁的面前这样关心过自己的长相和穿着,也不记得自己在谁的面前曾经这样局促不安。

她班上的男生好像都很怕她一样,小学初中还有人欺负她,到了高中,他们一个个都象很怕她似的,连正眼望她一下都不敢,一说话就脸红,所以她也从来没关心过他们对她的穿着长相满意还是不满意,都是一群小毛孩。

但眼前这个人,却能使她紧张到心痛的地步。她觉得他穿得很好,他洁白的衬衣领从没扣扣子的蓝色大衣里露出来,那样洁白,那样挺括,一定是用那种静秋买不起的“涤良”布料做的。衬衣外面米灰色的毛背心看上去是手织的,连很会织毛衣的静秋也觉得那花色很好看很难织。他还穿着一双皮鞋,静秋不由得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褪了色的解放鞋,觉得这一贫一富,形成的对比太鲜明了。

他在对她微笑,看着她,却仿佛是在问明明:“这是你静姑姑?”然后他才跟她打个招呼,“今天刚来的?”

他说的是普通话,而不是K县的话,也不是K市的话。静秋不知道是不是该跟他讲普通话。她的普通话也讲得很好,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经常被选去联欢会上报节目、运动会上播送稿件的,但她平时不好意思讲普通话,因为K市除了外地人,其他的都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讲普通话的。

静秋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讲普通话,也许是因为跟她这个外来人才讲的吧。她“嗯。”了一声,算是答过了。

他问:“作家同志是从县城过来的还是从严家河过来的?”他的普通话很好听。

“我不是作家,”静秋不好意思地说,“你别乱叫。我们从县城过来的。”

“那肯定累坏了,因为从县城过来只能走路,连手扶拖拉机都没办法开的。”他说着,向她伸过手来,“吃糖。”

静秋看见他手中是两粒花纸包着的糖,好像不是K市市面上买得到的。她羞涩地摇摇头:“我不吃,谢谢了,给小孩子吃吧---”

“你不是小孩子?”他看着她,象看个小孩子一样。

“我----你没听见明明叫我‘姑姑’?”

他笑了起来,静秋很喜欢看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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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笑起来,只是动员了脸部的肌肉而已,他们的嘴在笑,但他们的眼睛没笑,眼神仍然是冷漠的,甚至是仇恨的。但他笑的时候,鼻子两边现出两道笑纹,眼睛也会微微眯缝起来,给人的感觉是他的笑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嘲讽的,而是全心全意的笑。

“不是小孩子也可以吃糖的,”他说着,又把糖递过来,“拿着吧,别不好意思。”

静秋只好接过糖,自我安慰说:“我替明明拿着。”明明抢上来要静秋抱,静秋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下就笼络住了明明的心,她有点受宠若惊,抱起明明,对他说:“大妈叫你回家吃饭的,我们走吧。”

他伸出手,让明明到他那里去:“明明,还是让三爹抱吧,姑姑今天走了好多路,肯定累了----”

明明没反对,他走上来从静秋手里把明明抱过去了,示意静秋走前面。静秋不肯,怕他走在她后面看见她走路姿势不好看,或者她衣服有什么不对头,就固执地说:“你走前面,我---不知道路。”

他没再坚持,抱着明明走在前面,静秋走在他后面,看见他象受过训练的军人,两条长腿笔直地向前迈动。她觉得他既不像他大哥,又不像他二哥,他好像来自另一个家庭一样。

她问:“刚才是你---在拉手风琴?”

“嗯,你听见了?是不是听出很多破绽?”

静秋看不见他的脸,但她感觉就是从他的背影,她都能感觉到他在微笑。她不好意思地说:“我---哪里听得出破绽?我又不会拉琴。”

“谦虚使人进步,你这么谦虚,进步肯定很快。”他站住,微微转过身,“但撒谎不是好孩子,你肯定会拉。你带琴来了没有?”他见她摇头,就提议说,“那我们转回我那里,你拉两曲我听听?”

静秋吓得乱摆手:“不行,不行,我拉得太糟糕了,你拉得---太好了,我不敢拉。”

“那改日吧---”说完,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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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秋不置可否,好奇地问:“怎么你们那里的人都会唱《山楂树》?”

“这歌挺有名,五十年代很流行,很多人都会唱。你也会唱?”

静秋想了想,没说自己会唱还是不会唱。她的思绪一下子从山楂树这首歌,跳到今天路上看见的那棵山楂树去了:“歌里边说---山楂树是开白花的,但是今天村长说----山上那棵山楂树是开---红花的。”

“嗯,有的山楂树是开红花的。”

“那树----真的是因为烈士的鲜血浇灌了树下的土地,花才变成红色的吗?”她问完了,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傻。她感觉他在笑,就问,“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问题问得很傻?我只是想弄清楚,才好写在教材里,我不想撒谎。”

“你不用撒谎,你是那样听来的,就那样写,是不是真的,就不是你的问题了。”

“那你相信那花是----烈士鲜血染红的吗?”

“我不相信,从科学的角度讲,那是不可能的,应该原来就是红的。不过这里人都这样说,就当一个美丽的传说好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里的人都----在撒谎?”

他笑了笑说:“不是撒谎,而是有诗意。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每个人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用诗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就会看见一个不同的世界----”

静秋觉得他有时说话很“文学”,用她班上一个错别字大王的话说,就是有点“文妥妥”(文绉绉)的。她问:“你---看见过那棵山楂树开花吗?”

“嗯,每年五、六月份就会开花。”

“可惜我们四月底就要走了,那就看不见了。”

“走了也可以回来玩的。”他许诺说,“今年等那树开花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回来看。”

“你怎么告诉我?”

他又笑了一下:“想告诉你,总归是有办法的。”

她觉得他只是随口许个诺,因为那时电话还很不普遍,K市八中整个学校才一个电话,打长途电话要到很远的电信局去。估计西村坪这样的地方,可能连电话都没有。

他似乎也在想着同一个问题:“这里没电话,不过我可以写信告诉你。”

静秋吓坏了,她们一家住在妈妈学校的宿舍里,如果他写信到学校,肯定被她妈妈先拿到了,那还不把她妈妈吓死?从小到大,她妈妈都在嘱咐她“一失足成千古恨”,但从来没告诉过她怎样才算失足了,所以在她看来,只要是跟一个男生有来往了,就是失足了。她紧张地说:“ 不要写信,不要写信,让我妈妈看见,还以为----”

他回过头,安慰她:“不要怕,不要怕,你说了不写,我不会写的。山楂花不是昙花,不会开一下就谢掉,会开好些天的。到五、六月份的时候,你随便抽个星期天来一趟就能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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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村长家,他放下明明,跟她一起走进屋子,家里人大多都回来了。端芬先自我介绍说她是大姐端芬,然后就很热情地为静秋介绍每一个人,“这是二哥”,“这是大嫂”,静秋便跟着她一样叫“二哥”,“大嫂”,叫得每个人都很开心。

端芬最后指着“三爹”说:“这是三哥,快叫。”

静秋乖乖地叫声“三哥”,结果屋子里的人都笑起来。

静秋不知道说错了什么,红着脸站在那里。“三哥”解释说:“我不是他们家的,我跟你一样,只是在这里住过,他们随便叫的,你不用叫。我叫孙建新,你叫我名字好了,或者跟大家一样,叫我老三吧。”

从第二天开始,“K市八中教改小组”就忙起来了,每天都要采访一些村民,听他们讲抗日的故事,讲农业学大寨的故事,讲怎么样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的故事。有时还到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去参观。

一天的采访完毕后,小组的人就在一起讨论一下,该写些什么,每部分由谁来写,然后大家就分头去写,过几天把写的东西拿到组里汇报,大家提些意见,作些修改。

每个星期要跟生产队的社员们下地劳动一天。社员们星期天是不休息的,所以静秋他们也不休息,小组的成员轮换着回K市,向学校汇报教材编写情况,顺便也休息两天。

每个星期三和周末,王家的二闺女端芳就从严家河中学回来了,她跟静秋年龄相仿,又睡一个床,一下就成了好朋友。端芳教静秋怎么把被子折成三角形,静秋帮端芳写作文,晚上两个人要聊到很晚才睡觉,多半都是聊老二和老三。

西村坪的风俗,家里的儿子,小名就是他们的排行,大儿子就叫“老大”,二儿子就叫“老二”。但对女儿就不这样叫了,只在她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后面加个“丫头”。排行也没把她们算在内,因为女儿都是要出嫁的,一出嫁,就去了婆家那个村,“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就不再是家里人了。

端芳对静秋说:“我妈说你来了之后,老二变得好勤快了,一天几趟跑回来看要不要挑水,因为你们城里的女孩讲卫生,用水多。他怕你不习惯用冷水,每天烧好多瓶开水,好让你有喝的有洗的。我妈好高兴,看样子是想让你作我二嫂呢。”

静秋听了,总是有点局促不安,怕这番恩情,日后没法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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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芳又说,老三也对你很好呢,听我妈说,你一来,他就拿来一个大灯泡给你换上,说你住的这屋灯光太暗了,在那样的灯光下看书写字,会把你眼睛搞坏的。他还给我妈一些钱,叫她用来付电费。

静秋听了,心里很高兴,嘴里却说:“他那是怕把你的眼睛搞坏了,这不是你的屋吗?”

“我在这屋住这么久了,以前怎么没给我换个大灯泡?”

后来静秋碰见老三,就要把电费还给他,但他不肯要,两个人让来让去,搞得象打架一样,静秋只好算了。她准备走的时候,象八路军们一样,在老乡的桌子上留一点钱,写个条子,说是还他的。

这些年来,静秋都是活在“出身不好”这个重压之下,还从来没有人这样明目张胆地向她献过殷勤。现在这种生活,有点象是偷来的,是因为大妈他们不知道她的出身,等他们知道了,肯定就不会拿正眼看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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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早上静秋起床之后,正想来折叠被子,却发现床上有鸡蛋大一块血迹。她发现是自己“老朋友”来了,把床单弄脏了。她的“老朋友”总是这样,一遇到有什么重大事情,就冲锋在前。以前但凡出去学工、学农、学军,“老朋友”总是提前到来。

静秋连忙把床单换下来,用一个大木盆装了些水,偷偷摸摸洗掉了那块血迹。乡下没自来水,静秋不好意思在家里清床单,估计也清不干净。那天刚好是个雨天,好不容易等到中午雨停了,她连忙用个脸盆装着床单,下河去清。

她知道自己现在不应该沾冷水,她妈妈很注意这点,总是把经期沾冷水的坏处强调了又强调,说不能喝冷水,不能吃冷东西,不能洗冷水,不然以后要牙疼,头疼,筋骨疼。但今天没办法了,希望沾一次冷水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静秋来到河边,站在两块大石头上,把床单放进水里。但她够得着的地方,水很浅,床单一放下去就把河底的泥土也带上来了,好像越清越脏一样。

她想,豁出去了,脱了鞋站到水里去清吧。正在脱鞋,就听见有人在说话:“你在这里呀?幸好看见了,不然我站在上游洗胶鞋,泥巴水肯定把你的床单搞脏了。”

她抬起头,看见是老三。自从那次叫他“三哥”被人笑了之后,她就不知道叫他什么了。不管叫他什么,她都好像叫不出口一样,她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一切有关他的东西,对她的嘴来说,都成了禁忌,而对她的眼睛她的耳朵她的心来说,则成了红宝书---- 要天天看,天天读,天天想。

他仍然穿着那件半长棉大衣,但脚上穿了双长统胶鞋,沾了很多泥巴。她有点心虚,今天这么个雨天,她在这里洗床单,恐怕谁都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了吧。她生怕他问她这一点,急急地在心中草拟一个谎言。

但他没问什么,只说:“我来吧,我穿着胶鞋,可以走到深水地方去。”

静秋推脱了一阵,但他已经把他的棉大衣脱了,放到她手中,把床单拿过去了。她抱着他的大衣,站在岸上,看他袖子挽得高高的,站在深水的地方,先用一只手把胶鞋上的泥巴洗掉了,然后开始很灵巧地抖动床单。

洗了一会,他把床单拿在手里,象撒鱼网一样撒出去,床单就铺开了,漂在水面,上面的红花在水波荡漾下欢快地跳动。他等床单快被河流带走,她也吓得大叫起来了,才伸出手去,把床单抓回来。这样玩了几次,静秋不怕了,所以他再让床单漂走的时候,她就不叫了。

她不叫,他就不去抓床单,这次真的漂走了。漂出几米远了,他还没伸手抓回来,她忍不住大叫起来,他才呵呵笑着,在水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把床单抓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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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水里,回过头望她,大声问:“你冷不冷?冷就把大衣披上。”

“我不冷---”

他跑上岸来,把大衣披在她身上,打量她一会,笑得前仰后合。

“怎么啦?”她好奇地问,“是不是----很难看?”

“不是,是衣服太大,你披着,象个蘑菇一样----”

她见他的双手冻得通红,担心地问:“你---冷不冷?”

“说不冷就是撒谎了,”他呵呵笑着说,“不过快好了。”

他又跑回河里去清床单,清了一会,他拧干了床单,走回岸边来。她赶快把大衣递给他,他穿回去,拿起装着床单的脸盆。

静秋去夺脸盆,说:“你去上班吧,我自己拿回去,太谢谢你了----”

他不给她脸盆:“现在是中午休息时间。我上班的地点移到这边来了,正好去大妈家休息一下。”

回到家,他告诉她后面屋檐下有晾衣服的竹竿,他找了块抹布帮她擦干净竹竿,又帮她把床单晾了上去,然后找了两个夹子夹住。

他做这一切的时候,仿佛是手到擒来,很熟练,也很自然。静秋不禁好奇地问:“你---怎么这么会做家务?”

“常年在外,都是自己做---”

大妈听见了,打趣他:“夸嘴呢,你的被子床单都是我家端芬拿过来洗的---”

他吐了吐舌头,不敢再吹了。静秋想端芬一定是很喜欢他,不然为什么替他洗被子床单?

那段时间,老三几乎每个中午都到大妈家来,有时睡个午觉,有时就跟静秋聊两句。有时他会带些鸡蛋和肉过来,让大妈做了大家吃。不知道他在哪里搞来的,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凭计划供应的。有时他会带些水果来,那也算是稀有的。所以他每次到来,都能让全家人大开其心。

有时,他叫静秋把她写的东西给他看,他说:“作家同志,我知道你们大将不示人以璞,不过你写的可不是璞,是村史,可不可以给我看看?”

静秋拗不过他了,就给他看。他很认真地看了,还给她,说:“文笔是没得说了,不过让你写这些东西,真是----浪费你的才华了。”

“为什么?”

“这---都是些应景的文章,一套一套的,没什么意思----”

这些话,总是把静秋吓一跳,觉得他真的近乎反动了。不过她也实在不喜欢写这些东西,但不写没办法。

他一见她为写东西犯愁,就安慰她:“随便写写就行了,他们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这些东西,不用费那么大脑筋。”

她见没人的时候,就问他:“你总说‘写这些东西不用费太多脑筋’,那写什么东西才值得费脑筋?”

“写你想写的东西的时候,就费点心思。你写过小说诗歌没有?”

“没有。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写小说?”

他饶有兴趣地问她:“你觉得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小说?我觉得你是个当作家的料,你有很好的文笔,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有一双诗意的眼睛,你能看到生活中的诗意----”

静秋觉得他又开始“文妥妥”了,就追问:“你总说‘诗意’‘诗意’,到底什么是‘诗意’?“

“按以前的说法,就是‘诗意’;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

“你懂这么多,为什么不写小说呢?”

“我想写的东西,肯定是没人敢发表的东西;能发表的东西,肯定是我不愿意写的东西。”他笑了笑说,“你可能一进学校就是文化大革命,但我是读到高中才文化大革命的,我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肯定比你深。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想考大学,进清华北大,不过生晚了点---”

“那你为什么不去当工农兵大学生?”

他摇摇头:“那有什么意思?现在大学里什么都学不到---。你高中毕业了准备干什么?”

“下农村。”

“然后呢?”

静秋很难受,因为她看不见自己会有什么“然后”。她哥哥下农村好几年了,总是招不回来。她哥哥小提琴拉得很好,县文工团和海政文工团都有心招他去,但一到了政审,就给刷下来了。她有点伤感地说:“没有什么然后,我下了农村,肯定招不回来了,因为我家----成分不好。”

他很肯定地说:“不会的,你一定能招回来,只是----迟早的问题。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远,这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说不定到你下农村的时候,政策就改变了,就不用下农村了。”

静秋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会有这种事情?他一定是在安慰她,反正她下不下农村,能不能招回来,跟他无关,他这样说说也不用负责。说到这些,静秋就觉得跟他没什么可说的了,他说过他父亲是当官的,虽然也挨了些整,但现在似乎已经没事了,他没下农村,直接进了勘探队。她觉得他这样的人,跟她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他不可能理解她的那些担心。

“我要写东西了。”她懒懒地说,然后就装模作样地写起来,他也不再说什么,有时坐那里打个盹,有时跟欢欢玩一玩,到时间了,就回去上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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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给她拿来一本厚厚的书:“<<约翰-克里斯朵夫>>,你看过这本书没有?”

“没有。”

他把书留给她看,说这只是其中的一集,你看完了这本就告诉我,我再拿其他的给你。

后来静秋问他:“你怎么有这些书?”

“都是我妈买的。我爸是当官的,但我妈不是。你可能听说过,解放初期,颁布了新婚姻法,共产党的干部都把他们乡下的老婆离掉了,在城里找了年轻漂亮、知书识礼的女学生做老婆。我妈妈就是这样一个女学生,资本家的小姐,可能为了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就嫁给了我爸爸。

但她觉得我爸爸根本不能理解她,所以她内心永远都是苦闷的,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书本之中。她爱买书,她有很多书,不过文化革命的时候,她胆小,就把很多书烧掉了。我跟我弟弟两个人藏了一些。这书好不好看?”

静秋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我们可以批判地吸收---”

他又象看小孩子那样看着她:“这些书都是世界名著,只不过----现在在中国遭到这种厄运,但是名著终归是名著,是不会因为暂时的遭遇就变成垃圾的。你还想看吗?我还有一些,不过你不能看太多,不然你的教材写不出来了。要不,我帮你写?”

他信手帮她写了几段,说:“西村坪的村史我熟得很,先写几段,你看看你老师同学看不看得出来,看不出来,我再帮你写。”

后来小组讨论的时候,静秋把她那几天写的东西拿给大家看了,似乎没人看得出那几段不是她写的。于是他就成了她的“御用文人”,他每天中午帮她写教材,她每天中午就看他带来的小说。

有一天,静秋跟教改小组的人到村东头去参观黑屋崖,是个大山洞,听说抗战期间曾经是抗日救国人员的藏身之地。但后来被汉奸告了密,日本鬼子包围了黑屋崖,二十多个藏在那里的伤员和村民被堵在里面。日本鬼子放火烧了那个山洞,跑出来的就被乱枪打死了,没跑出来的就被烧死了。到现在,还看得见被烟熏黑的洞壁。

这是西村坪村史上最沉重的一页,教改小组的成员都听得热泪盈眶。参观完后,本来是吃饭时间,但大家说革命先烈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难道我们晚点吃饭都不行吗?于是大家顾不上吃饭,就开会讨论编写这一课的事情,一直到下午两点才散会。

静秋回到大妈家,没看见老三,心想他肯定来过了,现在又回去上班了。她匆匆吃了点剩饭,就赶着写今天听到的东西。

但是到了第二天中午,老三没有过来,静秋有点惶惑了,难道他昨天来了,发现我不在,就生气了,再也不来了?她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她哪里有那么大的本事,能让老三为她生气?

跟着有好几天,老三都没有再出现。静秋开始失魂落魄了,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写东西也写不出来,吃饭也吃不好,老想着老三到底为什么不过来了。她想问问大妈他们,老三到那里去了,但她不敢,唯恐别人误会她跟老三有什么。

傍晚的时候,她带着明明做幌子,去工棚那里找老三。到了勘探队的工棚附近,没有听见手风琴声。她在那里留连了好一阵,但不敢到工棚里去打听老三的下落,只好怏怏地回来。

后来,她实在忍不下去了,就旁敲侧击地问大妈:“明明刚才在问三爹这几天怎么没来----”

大妈也很迷惑,说:“我也正在说老三怎么好几天没来了呢,怕是回去探亲去了吧。”

静秋心里凉了半截,他探亲去了?他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她从来没问过他结婚了没有,他也从来没提过他结婚了没有,端芳从来没说过他已经结婚了,但端芳也没说过他没结婚。

他说他上高中了才文化大革命,那他应该比她大六、七岁,因为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她才上小学二年级。如果不响应晚婚的号召,他恐怕也可以结婚了。

想到他已经结婚了,她的心好难受,总觉得他骗了她一样。但她把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都拿出来想一遍,又觉得他没骗她什么,两个人就是在一起聊聊写东西的事,没说什么别的,也没做什么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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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玻璃板下面有他一张照片,很小,一寸的,象是为办什么证件照的那种。没人的时候,静秋常常盯着那张照片出神。她觉得自从遇见他,她的无产阶级审美观已经完全彻底地被他改变了,她只爱看他那种脸型,他那种身材,他那种言谈举止,他那种微笑。什么黑红脸膛,什么铁塔一样的身材,统统都见鬼去了。

但是他却不再露面了,难道他看出什么,所以躲起来了?她想到过段时间,她就会离开西村坪,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如果他几天不露面,她就这么难受,那以后永远见不到他了,她该怎么办?

很多时候,一个人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人,都是在跟他分别的时候,突然一下见不到那个人了,才知道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对那个人产生了很强的依恋。

静秋只觉得害怕,这种依恋的心情,她还从来没有体验过,好像她在不知不觉之中,就把自己的心放到了他手上,现在就随他怎么处置了。他想让她的心发痛,只要捏一捏就成;他想让她的心快乐,只要一个微笑就行。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么不小心,明知道两个人是不同世界的人,怎么还会这样粗心大意地恋上了他。

也许所有的女孩,特别是家里贫穷的女孩,都做过灰姑娘的梦,梦想有一天,一位英俊善良的王子爱上了自己,不嫌弃自己的贫穷,使自己脱离了苦海,生活在幸福的天堂。但静秋不敢做这样的梦,她知道自己不是灰姑娘。灰姑娘穷虽穷,但她长得多美呀!而且灰姑娘的父母也不是地主分子或者历史反革命的子女。

她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地方值得老三喜欢,他一定是中午闲着没事,才到大妈家来玩一玩的。也许他就是书中说的那种花花公子,使点小手腕,把女孩子骗到手了,就在自己的“猎人日记”里记上一笔,算作自己的辉煌战绩,然后就出发到别处去骗别的女孩了。

静秋觉得自己已经被老三骗了,因为她已经放不下他了,他肯定看出来了。也许这就是妈妈经常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

她想起<<简爱>>里的一个情节。简爱为了让自己放弃对罗切斯特的爱,每天对着镜子说:你是个相貌平平的姑娘,你不值得他爱,你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静秋也想把镜子找出来,对自己说这句话,但她觉得那样就是承认自己爱上他了,但她连对自己也不敢承认这一点。她还是个高中生,人家那些毕业了的,工作了的,都还要提倡晚恋,更不用说还在读书的人了。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学会忘记他,即使以后他回来了,我也不能再跟他接触了。

她在自己写村史的本子的最后一页写了个决心书:“坚决同一切小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全心全意学习、工作,编好教材,用实际行动感谢学校领导对我的信任。”她只能写得含混一些,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藏匿任何个人隐私。但她自己知道“小资产阶级思想”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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