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如果追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句话的由来,当是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春天来了,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而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也需要这个。
  很有诗人气质的毛主席描绘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真富诗情。而更具体的解释是:在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艺术上百家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是我们的方针。
  “双百方针”的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和艺术事业的繁荣,对促进当时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又得到实行,从而使我们的学术及科学文化得以大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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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 跃 进

  许多年轻人在读到这段历史时都会哑然失笑,但深受其害、目睹其弊的过来人笑不起来。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5年赶超英 国”。从1957年末《人民 日 报》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开始,中 国 人开始陷入了一种狂热的浮夸风中。1月1日《人 民 日 报》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雄赳赳气昂昂地将赶超英国升级为“超英赶美”。
  《人 民 日 报》的社论更是火上浇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高产卫 星满天飞成为当时以及今后几年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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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 主 席 万 岁

  这一年是共 和 国建国十周年,中国在这十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从连年战事民不聊生到今日的形势一片大好,国人从内心深处发出对伟大领袖毛 泽 东的爱戴和崇敬之情。
  1959年国庆检阅三军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时,前后共振臂高呼了八次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这一连串的万岁声中,尤以“毛主席万岁”最为响彻云霄,引来了地动山摇的和。
  “毛主席万岁”凝聚着中国人民对伟大领袖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几年后几乎演变成了一种全民造神运动。手捧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喊万岁,成为中国公民的日常生活。
  1984年大阅兵时,人们喊出了“小平您好!”这样的祝辞。从“毛主席万岁”到“小平您好!”,改变的绝不仅仅是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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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问题都解决了

  虽然上一年2月苏 联同意继续援助中国,但中苏之间的矛盾早已隐现,苏 联对中国的压制越来越加剧。中国与苏 联之间的裂缝终于在7月撕开,援助协议被赫鲁晓夫集团撕毁,苏 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撕毁了345个专家合同及合同补充书,废除257个科学技术合同,并决定在9月1日前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由于苏 联带走了201个援建
项目的全部设计图纸等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成套设备和关键部件,使中国一些重大设计和建设项目被迫中止,厂矿不能按期投产,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一段话被重新提起,成为激励国人迎难而上,即使在全封闭环境中也要“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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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包产到户

  鉴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严重困难,1月1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吃饭第一,建设第二”。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1961年要搞“实事求是年”。为了使“吃饭第一”工作落到实处,中共安徽省委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经营管理方法。所谓万事开头难,为了推行这个责任制,安徽省委书记三次上书毛泽东,解释包产到户的优缺点。5月7日刘少奇在湖南省与农民谈农村工作问题时,首次提出可以酌情实行包产到户。虽然他说总的来讲不能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但有些零星生产,如荒山等可以包产到户,收入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都是社员自己的。
  这种观念在现在来讲是保守的,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却是惊世之语,让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看到了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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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在9月24—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指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这次会议上还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查彭德怀、习仲勋“反党集团”。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口号一气儿被喊了十几年,集中体现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时代风格,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破坏是巨大的。
  除破坏性外,这句话到“文革”后期还显出无比的滑稽感。比如,人们把阶级斗争搞到了头发上,各理发店都向“妖头怪发开火”,能体现女性美的长发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而加以批判,一时间消失殆尽。
     还有人在公汽上听到哄孩子睡觉的催眠曲《宝贝》就不舒服,一位工人阶级站出来质问唱歌的妇女:“《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不是很好听吗,为什么不唱给小孩听?”所幸的是,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恶梦,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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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3年出生的小孩叫“学锋”的特别多,因为这一年的3月5日毛主席提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
  雷锋的身世可用“苦大仇深”四个字来概括:父被日本人害死,兄被资本家折磨死,弟在贫困中饿死,母自杀吊死。雷锋7岁成为孤儿,新社会将他抚养成人,培养成青年推土机手并参了军。这造就了“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般冷酷无情”的雷锋精神。
  雷锋最出名的是做好事不留名,他那句“我叫解放军,家住中国”成了那个时代做好人好事后的代表语。
  雷锋将自己视为“革命的螺丝钉”,自愿当“革命的傻子”。他的自勉成了那个时代有血性的青年的奋斗目标。
     傻子只是雷锋的一面。其实他也有作为平常人的另一面。在雷锋遇难后,人们发现他的遗物中有一块手表和一件皮夹克,他还谈过一场无结果的恋爱,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时髦青年了。现在的青年对这样的发现惊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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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那个年代需要榜样并能制造榜样,大庆和大寨就是工农业上的两面旗帜。
  2月5日中共中央在一个《通知》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介绍其经验是:社会主义企业要现代化就要革命化;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现代企业要搞好群众运动。不过真正被社会记住的是大庆的王进喜,“铁人”跳下泥浆池以身体搅拌水泥的光辉形象成为这一年的经典;还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豪言壮语,它后来被冒进者改成:没有条件也要上,一边上一边创造条件。
  农业的典型是山西的大寨村,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专题报道了“大寨之路”,介绍大寨人与穷山恶水作斗争,改变山区面貌的事迹。其代表人物是村支书陈永贵。陈永贵给大寨人带来骄傲,但并未给大寨带来富裕。当陈被推上副总理的位置、用他长满老茧的手在文件上画圈时,一定感到了那种不胜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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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忆苦思甜

  那年头连刚上学的学生娃都会用“来之不易”这个大词,因为他们在忆苦思甜会上听得太多,都会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为教育下一代“不忘阶级苦”,全国举办了各类形式的忆苦思甜活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大型泥塑展《收租院》。这年的国庆前后,在四川展出了以当地大邑县地主、军阀、黑帮老大刘文彩剥削农民为题材的大型泥塑群,共114座与真人等大的泥塑极形象地将地主剥削、毒打农民的情景刻画出来,其中“水牢”一组看后令人触目惊心。该展取得成功后移至北京等地展出。
  吃“忆苦思甜饭”是当年流行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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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造反有理

  事实证明,人的青春期的逆反心理一旦受到鼓动将爆发出极大的破坏力。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的横空出世及席卷全国,就是受到一只伟大的手的推动。
  5月14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在康生的授意下写出了“文革”时第一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随后出现的大字报一发不可收拾,成了学生发泄不满、表现创造力的有效工具。连长沙的高中生也跳出来历数“考试制度的21条罪状”。中央终于在6月13日发通知废除了旧有高考制度。没有了考试和老师约束的学生们如脱缰的野马,举行了扫荡全国的900万人的大串连。所到之处,免费食宿,还要理直气壮地说“革命
不是请客吃饭”。连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也打出“欢迎工农兵进餐”的横幅,最贵的菜只收二毛伍分钱。
  红卫兵所到之处,旧店名纷纷改新名。“全聚德”改成了“北京烤鸭店”,“亨得利”改成“首都钟表店”,上海的“大世界”改成了“东方红”等等。广州的“永汉路”改成了今天的“北京路”,唯一保留原路名痕迹的只有仅存的“永汉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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