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转:从学生告发老师看大陆中国人的畸形爱国和臣民通病

从 d-o-l-c 转来的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杨师群教授在课堂批评中共政府而被学生告发到公安局,这件事使我不禁浮想联翩,想到我所遇到的大陆中国人,以及这些人的畸形爱国主义和臣民通病。

我在美国二十二年,每年都要多次参加朋友的聚会,尤其是在年底,随着感恩节和圣诞节的到来,聚会就更是不断,每次聚会都能遇到许多素不相识的大陆中国人。我对大陆中国人的聚会并不热衷,因为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我不会遇到相同思想的知音。相反的是,二十年来我在聚会中遇到的大陆中国人都是有臣民通病的大陆中国人。因此,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给朋友打电话或聚会时,我都要激烈地批批中共,引导我的同胞朋友发发臣民通病,我也可以从同胞自毁尊严的丑态中发泄一下中国士大夫式的悲情。我发现,二十年过去,直到现在,我的大陆中国同胞的臣民通病不但没有丝毫减轻,还翻新加深了,由此可见中共的洗脑宣传与时俱进的成功。

二十年来,我也遇到过许多美国朋友,他们对自己政府的态度与大陆中国人对中共政府的态度截然不同。我所遇到的美国朋友对政府总是持批评态度,总是以监督和批评的心态对待政府。我在欧洲、俄国旅游时遇到的当地人也是同样以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政府。

在俄国,我们遇到一个十八岁的俄国芭蕾舞演员,令我和先生吃惊的是,这个大男孩子也能指出政府的腐败和问题所在,并以正义凛然的态度批评政府。

在捷克,我们的导游不赞成我和先生对捷克总统哈维尔的高度评价,为此还教训了我和我的先生。她说,哈维尔腐败,收了崇拜者的献金。我马上为哈维尔辩护说,听说那是他秘书收的,后来报纸一暴露,他的秘书就把献金还回去了。导游以严肃的态度看着我和先生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既然哈维尔是政府权力,我们就不能对他绝对相信。”

遗憾的是,我遇到的中国同胞却都不具备这种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对一个人的尊严至关重要,高职位、高工资都不能弥补人格和灵魂的缺失。更何况,在人格、灵魂缺失、公民意识不存的状态下,又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我想,有臣民通病的大陆中国人如果具备了如下两个起码的公民意识就会建立起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

第一个应有的公民意识是,“民间社会独立于国家,人民独立于政府。”这个在希腊已存在了数千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民间社会和人民是我们祖国的主体,而民间社会和人民是不应该成为国家和政府的附庸的,民间社会和人民应该总是处于监督政府的对立位置的。

只有体会到这点才能清楚“中共不是中国”的道理,才能在别人批评中共时自己不再表现出袒护极权政府的臣民的猥琐。

第二个应有的公民意识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正因为所有的权力都会腐败,所以才要建立民主制度来限制政府权力、限制腐败。唯有人民监督,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才能有效地限制腐败。

自己也得过臣民通病,所以在我批评臣民通病时,我绝没有把自己排除在臣民通病之外的意思。我深知,谁不能够反省自己,否定自己,谁就是智力和良知有问题的人。我自觉地进行了长期痛苦的反洗脑和反扭曲,起码克服了我列出的下面的这三个通病。可是,当我看到自己的同胞还在病中,看到那两个年纪轻轻,却病情严重的学生去公安局告发老师“反革命”时,我就急人所急,实在忍不住好为人医的热情。我长期观察的结果是,年纪轻的反倒臣民通病更重。为了年轻的下一代,我在此归纳出三个典型的大陆中国人的臣民通病与读者共勉。

大陆中国人的臣民通病之一:拾中共政府之牙慧貌似爱国。

虽然,趋炎附势乃人之常情,但是这个通病仍是我最不能忍受的,因为有通病的大陆中国人总是拾那些陈旧得都长了霉的牙慧,而且没完没了。今年的感恩节聚会上,我又听到这个让我最恶心的老掉了牙的发霉牙慧“中国民主要慢慢来”。

一听到这话,我忍不住反问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同桌吃饭的女士,“为什么中国民主不能快快来?经济改革已经三十年了,还要怎么慢民主才能来?中共极权政府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才制造出这么个套话说辞来欺骗我们,我们百姓怎能跟着中共矮化自己?!这句话是江泽民说的,是他在八年前(后注:二000年八月十五日)接受CBS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时,对华莱士的“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问题的回答。江泽民的原话是‘中国人素质低……搞民主条件不具备,要慢慢来’。二百年前的美国比现在的中国落后愚昧得多,人家也没慢慢来。现在盛世的中国倒要慢慢来了。江泽民‘慢慢来’的本意就是不要来,他是极权统治者,他当然不要民主要独裁,你是平民百姓,你为什么也跟着他矮化我们老百姓自己?”

如果一个美国总统这样矮化本国的人民,美国人民一定会愤起群而攻之。可是我的大陆中国同胞却不但不愤怒,反而欣然接受,不但欣然接受,还欣然替中共独裁政权没完没了地广为传播,臣民通病如此之深可见一斑。

更糟的是,有的中国臣民还用他们的臣民思想教育他们的孩子!

我女儿有两个非常要好的女友,从大学一年级到现在九年来她们三个人一直亲密无间。三个人有着共同的家庭背景,她们都是在大陆中国出生,后来又都由中国父母从中国带到美国长大。那两个女孩子的父亲在美国都非常成功,其中一个女孩子的父亲在美国是大学教授,而且已经是他教学的那个领域中顶尖的十个教授之一。没想到的是,一年前,这三个好朋友竟在聚会时吵了起来。她们争吵的话题竟还是“中国人民素质低,中国民主要慢慢来”。我女儿反驳说,“台湾人民也是中国人,既然他们可以成功地进入民主制度,大陆人怎么就不行?!香港年年被评为经济自由度世界第一,香港人民的素质那么高,为什么中共政府连普选都不让香港人民享有?”女儿的朋友,那两个同样在美国长大的女孩子听到我女儿对中共的“叛逆”之言,怒不可竭。

女儿回到家含着泪对我说,“这么长时间的友谊,我们从来没有谈过大题目,这次只是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我不能同意她们对中国人的歧视,她们俩儿竟气得要跟我绝交,我只好不说话了。”我对女儿说,下次她们再来咱们家过夜时,我要说说她们。女儿马上对我不悦地说,妈妈,我知道她们不对,但我不想跟她们绝交,如果你说她们,我就跟你绝交。

这些孩子的“中国民主要慢慢来”的臣民思想是从哪来的?是从她们的家长那来的,而她们家长的这些附庸思想是从中共政府的丑陋党魁江泽民那来的。这两家大陆中国人竟然两代人都在接受中共极权政府的套话说辞,拾中共极权政府的牙慧。这两家的家长虽然在美国事业有成,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我的民主人士的朋友早就告诉我,海内外的大陆中国人中,素质最低的是有知识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虽然是知识分子,却没有知识人应有的独立性,他们对强权最趋炎附势,奴性最大,臣民通病最重。而中国大陆的底层人民的思想素质非常高,由于长久地被中共政府官员残酷地压榨勒索,他们对民主的诉求最强,他们对中共独裁政权邪恶的认识最深。

大陆中国人的臣民通病之二:把自己和人民的功劳都归功于“伟光正”中共。

有些大陆中国人在中国做生意成功却不知道那是自己聪明才智和能力所致,反倒对中共感恩戴德。我遇到的一些在中国做生意发了财的国人,他们的臣民通病更有甚之。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他们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更看不到人民的价值,他们不懂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中国人民的功劳这个简单道理,更不懂中共只是依附在人民身上的蛀虫,这个蛀虫靠的是从人民血汗中吸取大量的税收来养活自己,来挥霍腐败的。

请看中共是如何吸食人民的血汗的。二000年到二00四年中共政府的财政收入(即税收)翻了一番,从1.3万亿元上升到2.6万亿元。可是工资占GDP的比例,从一九九九年的16%,下降到了二00三年的12%。美国政府的税收花费分配是,三分之二以上花在公益建设和人民的三大福利上,即教育、医疗、养老。欧洲和加拿大政府在这几方面花得更多。可是中共政府的税收花费是怎样分配的呢?这个腐败透顶的中共政府对人民应尽的责任趋于零。二00六年的中共政府财政总收入上升到四万亿元,而二00六年政府花在与人民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的开销却只有政府财政总收入四万亿元的2%。(数据来自二00七年三月五日人大代表会议温家宝总理做的二00六年政府财政报告)。同年,全国党政官员公款吃喝、出国培训旅游、招待送礼却花掉了二00六年政府财政总收入的一半的两万亿元(数据来自二00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和监察部的联合报告)。二00七年的政府税收翻了一番,达到九万亿,可是四万亿却早已被中共政府挥霍得不翼而飞。

所以,在中国做生意赚到钱的同胞不要再对中共感恩戴德了,你的成功是你自己勤劳奋斗的成果,跟中共没关系,你与中共的关系只是你养活了它,它应该感谢你。

大陆中国人的臣民通病之三:只要一听到批评中共的声音,他准在旁边说,美国也一样。即便中共政府已腐败透顶至此,中国已昏天黑地至此,他仍坚持说,美国也一样。

这些有臣民通病的人只看到美国政府的腐败,对中共极权政府如洪水猛兽般的极端腐败却视若罔闻,还轻描淡写地以“都一样”为中共政府的极端腐败开脱。

任何权力都有腐败,这点确是一样。但是,极权制度是极端权力导致的极端腐败,民主制度不是极端权力,民主制度是人类当前能够找到的最好的限制腐败的制度。所以两个制度的腐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由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多党制衡、三权分立等一系列权力制衡的机制限制了民主制度下的权力腐败,所以,民主制度下的腐败甚至可以趋于零。北欧的几个国家的腐败系数就是零,丹麦的腐败系数四十年都是零。而极权制度的腐败由于没有任何制约限制,其腐败趋于无限大。不还政于民,由人民监督政府,中共极权政府根本不可能医治好它自身的极端腐败,腐败只能泛滥成灾。

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说的,民主制度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但是它能制止最坏的结果发生。什么是最坏的结果?就是中共政府现在这种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极端腐败,就是由极端腐败导致的无数的灾难;就是六0年饿死数千万中国人的灾难;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十亿人民涂炭的灾难;就是中共政府镇压屠杀六四学生的灾难;就是中共政府坚持达十年之久、现在还没停止的迫害屠杀***请勿发布这里不欢迎的主题,谢谢!***百姓的灾难;就是中共政府封锁新闻导致在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七十万百姓丧生和零八年汶川大地震导致近两万孩子丧生的灾难;就是……;就是中共极权政府统治中国六十年来的数不清的灾难。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像极权中共国这样灾难重重,不同制度下幸福和灾难的结果一样吗?不同制度下人民的命运一样吗?

其实,有臣民通病的大陆中国人都很精明,也很善于钻营,知道哪好,否则出国风就不会在中国热三十多年。之所以有人这样昧着良心拾中共之牙慧,为中共舔屁,不过是臣民通病和狭隘的爱国心在作怪。他不明白的是,这样袒护中共的“尊严”是在毁自己的尊严。因为,站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极权政府一边,取决于一个人的良知、人格和尊严。

美国第三任总统汤玛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说过一句名言:“异议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形式。(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爱国主义不是爱任何领袖、政府和政党,正相反,对领袖、政府和政党发出异议才是爱国。

两百多年前,美国政治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过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藏身处。(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约翰逊批评的正是滥用爱国主义来愚民的流氓无赖政党中共。我们中国百姓被中共政府愚弄的太久了,中国臣民应该到了自我反洗脑、反扭曲的时候了。从臣民通病中觉醒痊愈,抛弃流氓无赖的中共,建立自我,找回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这才是坚守自己尊严的正道。

□ 寄自美国

相关链接:

1.教授上课批评政府,学生竟赴公安局告发其“反革命”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1275
2. 张鸣:学生告老师事件的升级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1276
对一个MM说:我想和你一起睡觉-------这是流氓。 但是,如果说的是:我想和你一起起床-------你就是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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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emotional. I can't agree with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existed in China, all the areas,  econom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atic. But one thing we can't deny.  The party feed most of the people in China. Don't be so critical, but do something for your country, if you truly care about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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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杨师群老爸)回忆录中的杨师群
第九章支离破碎
  原书366页
与奇女子陈荷静医师缔婚
  不久,我经过请托,把小儿子杨师群从贵州调回上海来。当我被关在牛棚的时期,
小儿子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被分派到贵州省农村去“插队落户”,我很不放心,曾多
次打报告请求把他调回上海没有成功。他的母亲去世后,我以需要照顾生活为理由,再
度请求把他调回,得到了批准。有的亲戚认为我自找麻烦,因为他从小受到溺爱,性格
强横,一不如意就要大吵大闹。果然,更大的麻烦来了。他回来以后,住在我的雁荡路
寓所,我留有家具供他使用。据他说,将要和一个同时在贵州“插队落户”而家在上海
的女朋友结婚。我当即为他申请一小套公家配房,并且要为他买一组待结婚时用的新家
具;我让他自己先到商店预先选定家具,然后由我去付钱,但是他不同意,要我直接把
钱给他。我没有立即同意,他就大吵了起来。我为此专程到他的女朋友家中,拜访她的
父母,商量如何购置结婚用的家具等问题,结果他们告诉我“两人只是朋友,目前还没
有到要结婚的程度。”一个星期日,当我在陈医师家访问时,他冲上三楼陈家的会客间
,拍着桌子,气汹汹吵闹了六个小时才离开。当时,他分配在新华书店工作,我为此多
次到新华书店的人事部门,请求帮助调解,但遭到拒绝。
  经过大媳妇和小儿子接连到陈家找我吵闹之后,里弄里议论纷纷,使得陈家处境十
分为难。陈医师只知道哭泣,她的父亲天天劝导她同意结婚,最后为了爱护我,她愿牺
牲自己,就答应了,当了我和她父亲的面说:“如果结婚,仍然一定要保持我的童贞。
”我当着她父亲的面,立刻向她说:“我可以保证,我为了爱护您,我会尊重您的宗教
信仰,保持您的童贞。”三个人一起谈好,她走进卧室去失声大哭了一场。从此以后,
我始终遵守我的诺言。
接着我就向复旦大学方面请求出一张同意我和陈医师结婚的证明,以便向女方户籍地的
结婚登记处申办结婚手续。不料党委书记认为我是知名人物,必须调查清楚女方,才能
给出证明。三个星期后我才得到答复,说经过调查,女方的人很好,这才发给我证明。
  一九七七年七月廿七日,我到陈家,伴陈医师按照规定,到结婚登记处请求登记结
婚。当时女方单位的同意结婚证明已经拿到。登记处接待的工作人员,认为手续上必须
向我居住地区的公安局派出所了解我的情况,当场就打电话联系,放下电话就显出为难
的样子说:“我不能替你们办理结婚登记,据说你的儿子不同意。”我就据理力争:“
结婚是我自己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干预。”再经过登记处的工作人员认真考虑之后,终
于给了我们各一份结婚登记证。
  婚后,因为我无处安居,就住在陈家,她真心真意地爱护我,随时随地照顾我的生
活和健康,使我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得以痊愈,健康有了好转,从此可以重新开始作学
术研究了。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写《战国史》的工作。
  这时要照顾我的生活和健康是件很麻烦的事。当时我既没有户口薄和购粮(证),
也没有小菜卡。当小儿子从贵州调回上海时,我把户口薄交给小儿子让他申报户口,户
口薄就被小儿子扣留。我的小菜卡早就在大媳妇手里,长期由她使用着;等到大媳妇分
配到新的住处,自己另有小菜卡,但还扣留着我的使用。因此我每个季度的粮票,要亲
自到粮店去领取并由我出收据,因为我没有户口薄和购粮证,只凭我这个人是粮店职员
所认识的;当然各种副食品的配给,我就无法领到了。我原有上海最高级的医院华东医
院的医疗证,自从我被关进牛棚以后,这张医疗证就作废。我调到复旦大学工作后,只
领到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医疗证,如果要找比较好的医师治疗,比方身体检查和照X光,
都得请托朋友帮助,很是麻烦。
八十多岁的老岳父被小儿子监禁了十二天
  同时大媳妇和小儿子一起对我吵闹得更厉害了,我找不到能够帮助我调解的人。大
媳妇和小儿子一起跑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工宣队”那里去告我的状,因为我的上司是
“工宣队”。“工宣队”的工人老师傅对他们说:“家庭纠纷我们不管。”于是他们更
胆大妄为了,小儿子先后四次用大铁钉钉住真假进出三楼的楼梯门。
第一次是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十时许,小儿子突然带了鎯头,用十多支四寸长的大铁钉,
把陈家三楼的楼梯门牢牢钉在门框上,我们夫妇两人、老岳父以及一个老佣人都被禁闭
在三楼上。我的妻子是四人中年纪最轻的,让她翻到屋顶上,再从邻居的家里出来求援
,设法拔去铁钉。但是大家对这样来势凶猛的“造反”冲击都不敢插手;又因为是星期
日,附近房屋管理处休息,没法找到人拔钉开门。到傍晚七时许,我的妻子担心我们在
家交际等候,写了一张安慰的纸条,跑到三楼的楼梯门口,想从门缝里塞进来。正当她
把纸条塞进门缝的时候,守候在大门外的小儿子和大媳妇已冲上来了,采用了当时造反
派揪人批斗的方式,小儿子把她双手反绑着,大媳妇一手紧抓着她的头发,一面大声吆
喝,一面用力把她从楼梯上拖下来,拖出大门口,并揿住她的头,猛烈地推向墙上乱撞
。我急忙跑到客厅阳台上大声呼救,四周邻居听到吆喝声、呼救声以及杂乱的脚步声,
纷纷出来帮助。对门的三位青年首先上前解救,用力推开了小儿子和大媳妇的手,让我
的妻子脱逃,一位邻居的太太立刻接她到家中二楼躲藏。那是里弄里已挤满了观看的人
,我站在阳台上无法下去说明情况,眼看小儿子和大媳妇大声向群众讲了许多造谣污蔑
的话,并且抬头指着我谩骂。特别痛心的是,大媳妇带着她的十岁的小儿子,竟然指使
小孩也仰起头来,跳着脚,对我不断地大喊:“等我(370页)长大了,替妈妈向你报
仇!”随后大媳妇和小儿子就赶到我妻子藏身的邻居大门口,当众“勒令”要邻居交出
人来,纠缠不清,一直吵闹到半夜;我的妻子就在邻居家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的妻
子到房管处请求派木工来拔去铁钉,我们才恢复了自由。那个老佣人因为受不了这么大
的惊吓,立刻辞职回到乡下老家去了。
三天后的傍晚,我们夫妇回到家门,又看到楼梯门被钉住。当时有一位朋友正拜访我的
岳父,曾请求我的小儿子不要把他钉在里面,让他出之后再钉,但是小儿子不睬他,仍
然把他钉在里面。我急忙到房管处请求木工来拔钉开门,开门后我向这位客人赔礼道歉
。从此亲戚朋友都不敢上门来了。
两次被钉门以后,我为了安全,带着妻子避居到另一位朋友家中。这时小儿子又来第三
次钉门,把我的八十多岁的老岳父单独监禁在三楼上,我只好又去房管处请求派人来处
理。没想到小儿子很快又来第四次钉门。
  那时一位邻居看到,出来劝导,向他指出:“你父亲已不住在这里,再这样钉门,
会闹出人命来的。”小儿子不理睬,他想用监禁我老岳父的手段来向我要挟。他预先把
几十支长铁钉截去了钉头,成为两头尖的长铁钉,使得铁钉钉入楼门口和门框而无法再
拔出来。同时他指使几个伙伴轮流在周围巡逻,声称不许拔钉。一位邻居的老太太怕我
的岳父饥饿,买了十个馒头在楼下叫喊,向楼上张望的老岳父示意,叫他用长绳放一只
篮子下来,但是被小儿子的伙伴在巡逻中看到,大声恐吓不准把东西吊上去。这下子邻
居都不敢来救助了。我到处奔走求援,没有一个单位受理,甚至公安局派出所也不管。
(371页)经过我十二天的奔走,最后得到市政府里一位领导干部的帮助,才使得公安
局派人来拆除这个被钉死的楼梯门,因为除了整个拆除之外,没有办法拔出铁钉开门了
。八十多岁的老岳父被监禁了十二天,十分恐惧和焦虑,当时居民家中都不装电话,我
们无法通话安慰他。他只靠留存的一些米煮薄粥来充饥,度过被禁闭的十二天,从此他
健康大受损害。
再也无法挽救这个家庭的崩溃了
  陈医师在“文化大革命”中,仅仅上缴了首饰,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和损害。她只是
为了爱护他人,牺牲自己,而被卷进这样十分可怖的漩涡之中。她伴着我,毫无怨言地
一起承受我儿子、媳妇猛烈“造反”的冲击。当钉门事件发生时,“文革”刚结束,我
曾经到处奔走寻求调解,不少领导干部指出:这种犯法的事件无法调解,只有向法院起
诉判罪才能解决。陈医师反对这样做,曾经不断恳求我好好地帮助小儿子成家立业,以
慈爱之心来感化这个年轻人,力图保住这个濒临崩溃的家庭。直到第四次这样凶狠的钉
门事件,使我沉痛地感到再也无法挽救这个家庭的崩溃了。
婚后我住在陈家,还是过着惊涛骇浪的生活。特别是寒假和暑假中,大儿子,大媳妇和
小儿子常来闹事,我不得不带着妻子离开上海,到苏州、无锡等地去“避难”。当时大
儿子夫妇和小儿子都分配得一所合适的小公房居住,仍然不断前来吵闹。大儿子竟然前
来逼迫我交出雁荡路寓所的钥匙,让他使用,我没有答应。我说:“我和你已脱离父子
关系,不必再来见我。”后来承蒙小儿子的新领导出来调解,我按当日的承诺,付给小
儿子一笔买一组结婚时用的新家具的钱,小儿子把扣留的户(372页)口薄归还给我。
我因为小儿子不顾死活地一再采取威胁生命的暴力行动,十分恐惧,不得不沉痛地当场
声明从今以后脱离父子关系。
陈医师于一九八〇年十月,应邀前往美国一所医院担任医师,从此她过着独立的生活,
但仍然和我保持密切的联系。她始终真诚地关心我和鼓励我,安慰着我心灵上的创伤,
无论工作怎样忙,每个星期必定给我一封信,报告她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当时我
还在陈家,直到八二年春天才搬回雁荡路的寓所居住。两年后我离开上海,飞往美国,
就此又和陈医师住在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她工作之余亲自烹饪各种富于营养而适合
老年人的特殊饮食,对我体贴入微的照顾,使得我身体强健起来,心情愉快,无忧无虑
,生活中充满种种乐趣,让我得以欢度幸福的晚年。
我之所以要如此不厌其烦地写出发生在我(373页)家的变故,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
”中特有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急风暴雨
,打破“四旧”和“抄家” 的运动,不但打击到社会上每个角落,而且冲击到许多家
庭之中,原来传统的温情脉脉的伦常道德已被一扫而空,代之以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
”。当“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猛烈冲击中,儿子和媳妇们已经
酝酿着“造反”的打算,先和他们的母亲反目,当他们的母亲病故之后,就争先恐后地
对我采取 “打”、“砸”、“抢”的造反行动了。他们先是找寻时机,争相夺取我所
有财物和重要图书,接着就大吵大闹,作进一步的要挟,使我无法安居。待我被迫躲避
离去,有图谋占住我的寓所,一步步的进逼,甚至发生了更恐怖的威胁生命的钉门监禁
事件,做出了灭绝人性的犯罪行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终极恶果,也是我应该
认真检讨的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楊寬(1914年─2005年9月5日),中國歷史學家,生於上海青浦縣白鶴江鎮,蘇州中學
師範科、光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中學時代起即進入先秦學術領域。
1946年任上海市博物館館長,兼任光華大學歷史系教授;1953年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1960年轉任參與籌設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 1970年起專任復旦大學
歷史系教授,生平發表論文兩百三十餘篇,曾參與修訂《辭海》、編繪《中國歷代地圖
集》先秦部份、標點《宋史》等工作。著作有《戰國史》、《中國冶鐵技術發展史》、
《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西周史》、《中國上
古史導論》等。1984年起與夫人陳荷靜女士客居美國邁阿密,2005年9月5日在美國逝世
,自傳《歷史急流中的動蕩和曲折》出版。
男人四十一枝花,长得不像刘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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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激辨好事

不管骂得大体方向对不对。但是要有点理,这样才能暴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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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memento 于 2008-12-8 14:37 发表

管中窥豹,意谓人们可以从观察到的事物的一部分来推测该事物的全貌。从字面上理解“管中窥豹”,那就是从“竹管”中透过视线来看到豹子,由于视线受到“竹管”圆孔面积的限制,而无法看到“全豹”,只能看到豹子身 ...

你的成语词典是大纪元出版社的吧
你用“我不是阎王”来为自己当小鬼的行为做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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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看来愤青不分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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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政治贴有人气啊
对一个MM说:我想和你一起睡觉-------这是流氓。 但是,如果说的是:我想和你一起起床-------你就是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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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乐乐 于 8-12-2008 16:07 发表

偶一直觉得,雄辩其实是一件满SB的事情,尤其是强词夺理,颠倒黑白混淆概念的那些人,总为了自己能够舌战群雄而沾沾自喜,殊不知,公理自在人心。小聪明即使能够得到一时的胜利,但是也不会变成真理。没有一个人一 ...

诚然,人人皆知:事实胜于雄辩。
而还原事实必然需要一个描述的过程,颠倒黑白的空洞言论靠不住,然而必要的宣传必须进行,否则自身被”三人成虎“的情况下还不辩解就会追悔莫及。中共的宣传能力就是一大典型,谁都不否认有不少言过其实,片面虚假的,如今很多事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官话,但其成功之处并不仅仅在于此。其精髓之处,在于中共真正的政绩,总能具体及时到位的进行宣传。从逝去的非典到今年地震大难,全国上下一起动员的状态,中共独特的强大的宣传系统是首功,这里不仅仅是在于专业宣传部门,而更多的是体制中渗透到基层的制度,搞个”性教育“还能严格地下到支部开会,全国各地一片”教育“之音,这样的机制遇到更严肃的问题自然也能爆发出应有的威力。
扯远了...当事实清晰时,可以有恃无恐,但当事实对于他人并不清晰时,改张口时就张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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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  最没意思的东西     管他是爱国还是不爱国  管他是不是能慷慨陈词对政府吃批判态度   管他是不是政府的奴才或是热血的头脑简单的青年

都是bullshit

经济发展起来  钱袋装满   才是最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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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已经不在乎事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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