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轱辘话儿话红楼 ZT

(1)-----曹雪芹的三个卒年



红学界为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分为两大观点,一
是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壬午说(1762),另一是以周汝昌先生为代表癸未说(1763)。
其实,近年来还有第三种观点出现,并逐渐被部分红学界接受。这第三种观点则认
为雪芹应死于甲申年(1764)。三种观点,三个不同的年份,代表了从胡适到今天
的红学家,锲乐不舍对曹雪芹进行研究的成果。

先说壬午说,在脂评甲戌本上有这样一句批语,它批在一段其它批语之后,“壬午
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是史料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清楚写明雪
芹去逝的年份和日子。胡适和俞平伯都非常推崇甲戌本和在甲戌本上的批语,因而
壬午说在很长的时间内,在红学研究中占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它也有先天不足,
一是由于这是唯一的史料,也就成了海内孤证。二是另外一些旁证,却站在了不利
于它的方面。

曹雪芹生前有几位要好的朋友,和雪芹之间有很深的诗交和酬唱。雪芹逝后,他们
写了一些悼亡诗和怀旧诗等,这些诗也被编进了他们的诗集。如敦诚的《四松堂集》,
敦敏的《懋斋诗钞》等。在这些诗集中,人们看到在癸未(1763) 年,他们邀请曹雪
芹去赏春,他们也去访问过雪芹等等。而再往下一年,即甲申(1764) 年,诗集的第
一首则是为雪芹作的悼亡诗,以后还有怀旧凭吊诗等。那么,作为雪芹生前的好友,
应该不会不知道他已去逝了,再去邀请他赏春的。而且如果是死于壬午,为什么悼
亡诗会编在甲申呢?既隔了整整的一年。持壬午说的人,将此困扰归结于敦诚,敦
敏的诗集不是正式编年纪事的,因此,存在着插编和颠倒写作年份的问题。但这种
解释很明显是站不住的。因此,就产生出了第二种观点,即雪芹应逝在癸未(1763)
除夕,这样就可以解释出现在朋友诗集上的困惑。但白纸黑字的“壬午除夕”写在
那儿,有什么理由去讲壬午是错的,而除夕又是对的呢?又如何去证实“壬午”一
定是错了呢?以周汝昌为代表的这一观点,坚持认为写在甲戌本的这条批语是写于
甲午年,即1774年,这时距雪芹逝世已经11年了,批者很有可能记混了雪芹去世的
年份;而由于除夕是一个太特殊的日子,应该是不会记错的。这就是“癸未”说。
但要知当时的纪年方法并非公历纪年,如 1762,1763等,在数字上有搞混的可能,古
人纪年用天干地支,每年就像有个名字了一样,是不会轻易记错的,而且也鲜有记
错干支的例子。所以癸未说也有着自己先天不足的“软助”。

香港的梅挺秀先生于80年初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即雪芹逝于甲申年初,即1764年。
在脂评甲戌本上的“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之前,尚有另外一句“能
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 因为批语中没有现代的标点符号,以往人们总是
从“此书”后断句的。
即: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
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

如果换一个断句方法,则可变成下面的读法: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
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

即把“壬午除夕”这个讲雪芹的死去日子的时间状语,变成了批书人批书的日子,
就像后面的“甲午八月”一样。同时,这样一改,也就把一段批语变成了在不同时
期的两段批语,一段批于壬午除夕,另一段批于甲午八月。

这位批书人(有可能是脂研斋,也可能是他的一个名叫畸笏的朋友),在壬午年的确
批下了不少的批语,时间上分别是壬午春,壬午孟夏,壬午九月,壬午冬月等,所
以如出现壬午除夕,也并不为怪。这样既解释了悼亡诗时间上的迷惑,又保留了对
原批的认同,应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论。这就是“甲申”说。甲申说能站住脚并得
到支持,原因就在于,当人们无法从既存的互相矛盾的材料中找出唯一正确的答案
时,只好求次去寻找可能存在的新解释了。这时考证史料的真实与否,已不再是主
要的诉求,而对史料的解释诠注却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了。长期以来,这也是缺少原
始资料的红学研究的无奈。

说到无奈,“甲申说”确实也有,那就是它必须证实这个分批于“甲午八月”的批
语,是“甲申八月”的笔误-----因为,无论是脂研或是畸笏,都没能活到甲午(1774)年!

[ Last edited by jale75 on 2005-10-4 at 15:48 ]

曹雪芹逝世以后,他的生前好友敦诚写下了两首悼亡诗,以寄托对曹雪芹的怀念。

挽曹雪芹

(一)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
肠回故垄孤儿泣 (前数日,伊子殇 ,因感伤成疾),泪迸荒天
寡妇声。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唯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二)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
三年下第曾伶我,一病无医竞负君。
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从这首诗中,我们读到了这位诗人对雪芹如泣如诉般的思念,以及对雪芹过世如怨
如恨的无奈。在诗中,他以李贺的文采,刘伶的狂放,曹植的愤世,嵇康的傲骨来
形容雪芹。更以典故中学生对先生的敬佩和怀念来昭写他的心迹。“三年下第曾伶
我, 一病无医竞负君” 他甚至责备自己没有能够在雪芹病重时,伸以相援之手,
实在有负雪芹对他多年的深情厚谊,确是感人至深。他的哥哥,敦敏,也写了一首
凭吊雪芹的诗。诗的末句“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失落和无奈的感
受令人难以忘却。

到目前为止,还没任何人能比敦敏,敦诚让我们知道更多有关曹雪芹的信息。
因此,更多地了解敦敏,敦诚两兄弟是 非常有益于红学研究的,尤其是对雪芹身世
和著书过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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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敏,敦诚兄弟是曹雪芹同时代的人。生于皇家,是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
孙。也就是说,和当朝皇帝乾隆是远房堂兄弟。兄弟俩平生没做过什么大官,却都
喜欢诗词文章,出版过自己的诗集。敦敏的叫[懋斋诗钞],敦诚的叫[四松堂集]。
据周汝昌先生考证,当他们年轻的时候,在当时专门为宗室弟子所办的学校中学习
时,认识了曹雪芹。曹雪芹在这个学校中做什么,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职位不是
很高,很可能只是一个一般的助理人员。但由于与雪芹有共同的文学爱好,他们又
非常敬佩曹雪芹的博学广识,工诗善画,狂傲不羁,所以尽管他们是皇族,却和平
民的雪芹成为忘年的朋友。敦诚有一句诗,“接Li(注1) 倒著容君傲”,可见他对
雪芹的欣赏和宽容。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雪芹去世。
雨沾
在敦诚的诗集中有一首叫“寄怀曹雪芹” 其中有一句“扬州旧梦久已觉”,并自
己加注“雪芹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 。这是所有文献中唯一一次明确指明曹雪芹是
曹寅的孙子,并且在江南住过。也是第一次让人们知道曹雪芹的名字是“雨沾”(注
2)。因此,[四松堂集]的文献价值是极高的。让我把这首诗抄录如下,供大家吟诵。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kun 注(3) 。
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笠樊。
当年虎门众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Li(注1) 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最后一句“不如著书黄叶村”,多少年来,红学家都用来引申为雪芹著书[红楼梦]的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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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诚写过传奇戏本,名为[琵琶行传奇]。曹雪芹为这个戏本写过题诗,但敦诚
只记下了如下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较蛮素鬼排场” 。这也是除[红楼梦]以
外,雪芹传世的唯一诗句。雪芹的奇思神笔可见一斑。

曹雪芹晚年的生活是很困苦的。这除了他在红楼梦中自己讲过“绳床瓦灶”,
“蓬牖茅椽” 外,也可以从敦诚兄弟俩的诗句中表现出来。敦诚说他是“举家食
粥酒常赊”,敦敏说他是“卖画钱来付酒家”。可见雪芹捉襟见肘的困境!他经常
不得不为无食无酒去找朋友去借,或去富人家赊求,而能得到了除了“残杯冷炙”
外,还有刻骨铭心的“新愁旧恨”。雪芹就在这种困苦的环境中,忆“秦淮风月”,
哭“燕市悲歌”,愁“旧知今雨”写“废馆颓楼”。终于完成了[红楼梦]的写作。
尽管身边的世界无情地遗弃了他,而他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那个永垂无价的瑰宝。
而我们能知道这一切,还多亏敦诚敦敏兄弟留下的这些价值极高的诗集。

在雪芹生命的最后一年,敦敏在春光明媚的早春三月,给他寄去了一首小诗,
用以代为请帖,邀请雪芹前来赏春: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晨。
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红学家们无法得知曹雪芹是否应邀去见了敦氏兄弟,但却以此诗判断出雪芹的卒年。
而我,却默默地祈愿雪芹能如邀前往。想一想如能在生命最后旅程中,和几个平生挚
友把盏话旧,开怀痛饮,,赏花观景,吟诗作画,,把自己对这个世界深深的眷恋和
对朋友真挚的情感以“如铁”的“诗胆”,“击石作歌”, 留下又一千古绝唱,岂
非美哉!

注(1):上四下离,帽子的意思。
注(2):上雨下沾,曹雪芹的名字。
注(3):左衣右军,裤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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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了曹雪芹生前好友敦氏兄弟,这一次,我们谈谈明义

明义,姓富察, 号我斋,镶黄旗人。生于1640年左右,大概小雪芹二十岁余。出身豪门,他的姑姑是乾隆皇帝的孝贤皇后,他的爸爸傅恒,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死后谥文忠,又号文忠公。他的哥哥富康安,就是“戏说乾隆”里的那个皇上的私生子。明义本人是乾隆的侍卫,负责皇帝的御驾,可以说他是地地道道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没有资料显示他和穷愁潦倒的曹雪芹生前有过过从。把他与红楼挂上钩,既不是因为他的豪门出身,也不是因为他或许是雪芹的诗交酒友。他被红学家们放入红榜,只是因为他写了二十首《题红楼梦》的诗。

第一次把明义与红楼梦联系起来的是大文人袁枚,这位与雪芹同时的文学大腕,在著名的《随园诗话》中,谈及雪芹的先人曹寅,然后将话题一转,开始谈论红楼,“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于是,人们开始把注意力放到这个名叫明我斋的人身上,找寻他的诗作,想了解除了袁枚引用的两首诗外,是否还有别的有关红楼的诗篇。另外,人们也想搞明白为什袁枚说红楼中有某校书(即妓女),而人们在传世的《红楼梦》中,并未读到这个情节。

可谓“苍天不负苦心人”,红学家们终于找到一本名叫《绿烟琐窗集》的手抄本诗集,作者就是明义。其中有《题红楼梦》七绝诗二十首。而袁枚引用的是其中的第14和第15首。更为可贵的是在这二十首诗之前,明义写了一段小序,全文抄录于此:

“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

这是最早的有关曹雪芹著红楼梦的直接论述。除上世纪九十年代欧阳健先生对其作过辨伪外,还无人怀疑过这二十首诗和序言的真伪。从这段短短的序文中,我们得到了以下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1. 曹雪芹写了《红楼梦》——明确了雪芹的著作权。
2. 曹的先人为江宁织府(造),雪芹用此书记述当年的“风月繁华”。
3. 大观园者,即随园故址(简单地讲几句随园。曹家在江宁织造府中的有一花园名叫西园。曹家事败后,雍正皇帝责令新任织造隋赫德接收曹家全部资产。隋遂将西园改名为随园。后又被袁枚买下。)——证实了大观园确有是处。
4 .明义读过《红楼梦》早期钞本。书虽未传世,应有钞本或残本存在。

不用我讲,大家也自然会明白对以自传说为考红核心的新红学派的学者们,这个序言是多么重要。把它与脂砚斋的批语联系在一起,就形成了新红学派理论大厦的基本构架。如果说敦敏敦诚兄弟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活生生,真实的曹雪芹的话,那么明义的题诗和序则向我们揭示了雪芹和《红楼梦》之间的联系。这也就是明义被红学家推崇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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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明义也独有钟情。1975年,家父拟撰写专文研究明义,因当时的政治原因,不便外出查阅资料。我冒着会被批判的风险,以工人理论队伍研批《红楼梦》为名,专程去首都图书馆柏林寺分馆,为他查阅藏于该馆的孤本《绿烟琐窗集》,并手抄了明义的序和二十首诗回来。想起来也可笑,我当时只是个二十刚出头的毛头青年,除了读过一两遍红楼外,对红学只知一鳞半爪,对考证一窍不通。居然以专业人员自居,坐在古旧善本的庙堂中,“人五人六”般地考察起该本的年代,纸张,格式来了。事后方知该图书馆曾与我工作单位联系,调查是否真的派我查阅,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四人帮最横行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但从此我仿佛和明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毕竟我是为数不多的,见过明义真本的人。每每见到写明义的文章都会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兴趣去阅读,去思考。也幻想有一天会在明义研究上有所建树,以此告慰家父考红未果的遗憾。

话题远了。如何看待明义的诗和序,红学家们似乎更热衷于他的序言,其中的原因前面已经提到。让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二十首诗。平心而论,明义这二十首诗水平确实一般,近似白话,仅仅是读后感之类而已。但既然是读后感,那一定会涉及到所读的内容。因此,有几首诗,人们一直在猜测和争论他的属意为何。如袁枚引用的一首:
威仪棣棣若山河,还把风流夺绮罗。
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再如:
锦衣公子出兰芽,红粉佳人未破瓜。
少小不妨同室榻,梦魂多个帐儿纱。

前一首不是在说宝钗,因为他已经有过描写宝钗的诗了。那么是熙凤?可她什么时候有过“笑时偏少默时多”的姿态呢?亦或是可卿?“还把风流夺绮罗”可理解为秦可卿的风流淫乱,可袁枚为什么讲是某校书呢?

后一首也不是在说黛玉。那么是湘云?为何讲“红粉佳人未破瓜”?如指婚前,那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指婚后,又该作何解释呢?

再一首就是袁枚讲的有关某校书(妓女)的那首:

病容愈觉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慰言今日较差些。

有痨病的大概只有黛玉一人,或许另有其人?又怎么会是校书呢?后二句的情节,在今本红楼中可有?

简言之,明义所见的红楼钞本,很有可能在文字上和内容上,于今本有很大的不同。曹雪芹自己说作红楼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专家们认为相对于每一次增删定稿,都会有一个钞本传世,所以,经过“五次增删”,自然会有众多的抄本出现。书中人物和内容起了变化,也是不足为怪的。红学家们还有另外一个看法,即袁枚可能从未读过《红楼梦》,只是“望名生义”,既有“红楼”在,安能无校书?于是在读完明义的《题红楼梦》诗后,照抄了明义的序(对比一下,只差两字),加上自己的联想,写入了他的《随园诗话》。

总之,海内孤本《绿烟琐窗集》具有极高的红学研究价值。因而,它的作者,明义,尽管文学水平一般,也并非是雪芹生前的亲朋好友,还是被当之无愧地放置在红学殿堂的“神龛”上了。他写的第19首诗,表达了对红楼空颓,顽石归山的无奈。其实,在我看来,这首诗对以往的红学研究,倒是个很有趣的注脚:

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
石归山下无灵气,纵使能言亦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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