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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改革未受到来自任何官员的阻力。相反，改革变成了发财的好机会。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一切的是非、对错标准都是模糊的，官员经商并未被禁止。邓小平只说“致富光荣”，没说“依法致富光荣”。另外，在经历了长达30年、一切私人经济活动都遭到禁止的年代后，大家对什么是诚实，什么是弄虚作假，似乎都有点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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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就连邓小平似乎也鼓励官员们经商，认为这样可令国家更富强，并为改革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既然改革能让个人腰包鼓起来，官员们自然支持深入改革。当时，腐败非常严重，充斥整个官场，无论官大官小都捞一把。在当时，腐败成了直接启动和推进改革引擎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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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总是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混沌情况下产生的。哪里有可资买卖的特权，哪里就有腐败。但随着混沌逐渐消失，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产权得以巩固，腐败逐渐变为必须清除的障碍物。但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后，有着特权的官员们一步步巩固了手中的权力。如果改革快速推展、如果财产权变得较为清晰，这些官员势将失去这些权力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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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土地的所有权归给农民，农民就可以直接与地产开发商进行徵地赔偿金的谈判；这样，地方官员将很难再获得“低价收回－高价转卖”的充当中介人机会。届时，地方官员的职责就是，确保地产商和农民双方按规矩办事，最好就不需要自己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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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跟目前的情况很不一样。现时地方官员把什么都抓在手中，在自己辖区内像公司行政总裁般，大事小事都管（包括土地交易）。肯落实财产权原则的官员似乎还不存在；不难想像，单靠中共中央党校和哈佛大学甘乃迪政治学院（Harvard University'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等院校的合作，似乎很难提供这方面的人才，填补这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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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这里有大群手握特权的官僚，他们都得到了不少好处，不愿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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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有了官僚机制，一个国家也难以运作。即使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30多年来的积习也很难清除乾净，因为官员们已当惯了百姓不得不讨好的土皇帝。对于管理国家这么久的官员，中央政府也无法狠下心来，而且国家也不能没有他们。在任何国家，官员们都构成了一个最强大的利益群体；在官僚制度发祥地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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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股力量正推动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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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台湾问题、因为马英九，中国必须变革。备受丑闻困扰的“台独总统”陈水扁实际已完蛋，即使他毋须下台，也将成为跛脚鸭。与此同时，被视为“亲统一”的马英九，行情大致仍然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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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北京来讲，马英九带来的考验挑战，尤甚于陈水扁。台北当局宣布独立，虽然极之危险（因必将引发战争），但机会也极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