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语、酷语和秽语：流氓叙事的三大元素 zt

朱大可

在历史学家看来，统计学意义上的流氓永远是社会的少数者，但在我们看来，流氓社会的成员就是流氓话语的言说者，他们永远是全社会的大多数。这个话语空间远远溢出了统计表格、语言辞典和语文教科书的边界。流氓的秘密决不是它对于道德和权力的公开颠覆，而是对于话语的秘密征服。丧失了身份的人们与前意识形态发生了广泛的断裂。言说的属性被悄然改变了。一种与秩序话语截然不同的语法开始启动，试图喊出一种离经叛道的声音。流氓话语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们在大地上滚动，像雪球一样无限地增长着。经过漫长的角逐，终于坚硬地屹立在世纪末的中国大地上。它是一个庞大的话语织体，它包含着色语、酷语、秽语以及各种形式的文本。所有的流氓社会及其流氓主义都是在话语的温床中诞生和发育的，并且还要在各种话语喧嚣中发出自己的犀利声音。

一个著名历史文本成功地表达了这些。吴承恩魔幻小说《西游记》里的猴子，是一个灵巧的动词、也是暴力之神，代表着流氓的剧烈的反叛。他的棍子“金箍棒”像阳具一样可以自由伸缩，喻指着所有那些粗暴的阳性事物：怨嗔、暴戾和仇恨。不可思议的是，孙悟空仇视女人，尤其仇视那些企图引诱和染指唐三藏的女人（如占据“盘丝洞” 的女妖“白骨精”），他的妒忌的激情使他的行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同性恋者。而皮肤白皙和性情温和的圣徒唐僧，则扮演了一个B角同志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管束性情暴躁的情人，并要让一个天庭反叛者和江湖流氓跟他一起成为圣人。猴子和唐僧的组合，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文化对偶关系，在他们背后，掩藏着流氓和圣徒之间的秘密的灵肉亲昵。

孙悟空的动画造型

而在猴子的身影以外，一头猪，一个肥胖而慵懒的动词，和他的钉耙一起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并且触发了我们的笑声。这就是猪八戒，一个在天堂里负责卷放帘子的仙人和异性恋者，因为对仙女作性骚扰而遭到贬窜，投胎成为小猪，又被唐僧收伏，成为取经四人帮中的成员，从而开始了一场被天帝逼迫的游走。这是中国特有的喜剧，也是唯一的土地喜剧，据此他受到了长达500年的奚落与嘲笑。他和猴子的古怪对抗是反讽与正谕的较量，但他却是无限可爱的，跨越数百年的话语时空，成了500年后女孩子们追逐的对象。这究竟是为什么？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我们又是如何面对这一变化的？

我们看到，毛时代受宠的造反猴子遭到了冷遇，而慵懒的猪却越过经文里沉重的教义，甚至越过他自己管辖的帘子，成了新时代的话语宠物。

猪八戒是对土地和农民的身份反讽。他的钉耙示意他是个纯粹的农民，但他却拒绝耕作，懒惰和贪欲（贪色和贪财），与农民的美德（勤劳、节俭、以及欲望的有限性）形成讽刺性的对比。他的“猪性格”反讽了他的农民身份。他是乡村欲望（永无止境的食欲、贪欲和情欲等各种欲望的复合体）的一个反讽性寓言。另一方面，他曾经拥有的卷帘身份，则暗示着他与闺房和女色的暧昧关系。帘子是通往性密室的脆弱的门。这半明半昧的帘子被守帘人自己急切地揭开了，并且不幸地看见了帘后的事物――女人。猪就这样破坏了农民的操守，成为土地伦理的叛徒。

猪八戒就是农民和流氓的关系的寓言。他是一个天庭的武官，在性侵犯女人的意义上成为流氓，或者说是流氓和农夫身份的混合物，国家主义（玉皇大帝）藉此嘲笑了他，并判决它拥有一个猪的形貌。这责罚是奇妙的，它不仅意味着他应当是丑陋的，而且应当接受行走（取经）的苦难。这行走就是流氓的特征。猪八戒首先在性行为方面出现了流氓的征兆，而后又在前往“西天”的行走中获得了流氓的更多特征（这就是他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的原因）。他注定要在在历经磨难的行走中成为一个纯粹的流氓，被各种身体的欲望所纠缠和支配。这正是他可爱的方面。他没有像唐僧那样自我压抑，也没有像猴子那样沉浸在病态的嫉恨之中，而是坦然言说着他的全部欲望，并且为这种细琐的欲望而奋斗。

《西游记》对我们而言是如此重要，因为它几乎成了两种话语的象征。猪是欲望解放的代表，他不仅标定了由农夫向近代市民变形的历程，而且成为小说的情色叙事的化身；与此同时，猴子则开启了近代暴力叙事的先河。这两个半人半神的生灵像两座雕像，分别代表着色语和酷语，喜剧性地屹立在了我们展开话语探险的入口。

一、色语：密室生涯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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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酷语：风行数千年的公共话语

酷语就是暴力话语的一种简写，它与色语一起构成了流氓话语的主体。酷语是中国流氓话语中唯一能够风行两千年而没有遭到围剿的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酷语系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共用话语。它最初产生于民间，而后就被国家所征用，成为极权国家主义主要叙事工具。但流氓拒绝放弃酷语的话语权，这导致了酷语成为一种逾越了“阶级”界限的超级话语。这是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进行对话的唯一用语。由于这种共用性，对话完全无须进行转译，也不会产生歧义和误读。另一方面，流氓和流氓之间的对抗也变得简洁而明快起来，仿佛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恳谈。

酷语的恳谈

中国历史最著名的酷语恳谈发生在刘邦和项羽之间。根据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率大军兵临城下，项羽派人痛斥刘邦不义，并以刘邦的父亲为人质，威胁要将其烹煮。刘邦回应说：“我们是结拜兄弟，我的爹就是你爹，你要是烹了他，请不要忘记分我一碗羹汤。” 这段经典性对话似乎显示了流氓的话语风格：残忍、血腥、无情无义，对亲人被置于危机完全无动于衷。依据传统伦理学的立场，这应当就是流氓的无耻化的话语风格。

另一个令人震惊的酷语公案是传说中的关羽和张飞互杀家眷案。六十年代出土的明代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叙述了一个被《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忽略”的细节，该段落记载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人一见如故，在姜子牙庙王塑像前对天盟誓，决定共举大事。但刘备担忧关、张二人有家庭牵挂。关羽当即宣称要杀掉自己全家。张飞说，你怎下得手杀自自己家小，不如我杀你的，你杀我的。结果关羽杀死了张飞全家，而张飞则前往关羽老家蒲州解县，杀死了关家全家18人，只放走了关羽的怀孕妻子胡金定。

有关刘邦和花关索的叙事都指涉了血腥的亲属残杀。流氓的暴力首先延伸到了家族的内部，它成为流氓展示其道德反叛力度和深度的空间。它展示了流氓暴力所能企及的令人震骇的深度。尽管第二个故事不是一个确切的史实，或者说，它散发着野史和“小说”的“传奇”气味，却准确地表述了流氓的逻辑。它是所有酷语中最惊心动魄的一种。

以“梁山泊叙事”为核心的民间酷语，在元代就已经进入了剧作家和戏子们的视野。与王实甫的色语改革风潮遥相呼应。一些以李逵、鲁智深和宋江为主角的话本开始上演，这种话语变革为明清说书人提供了素材和美学方向。李逵作为流氓暴力的化身，从一开始就具有正义代言人的特征，他把杀戮和流血当作日常起居生活的一部分。在元杂剧《梁山泊李逵负荆》中，出于一场戏剧式的误会，李逵甚至要对宋江和鲁智深用斧头进行正义审判15。在这里，正义是至高无上的，它无情超越了兄弟和帮会的情谊。板斧成了两个凶猛的正义符码，它们飞舞高蹈起来，要对所有非正义的事物进行血腥判决。板斧和民间的正义诉求之间从一开始就已建立了紧密的语义关联。这种成功的叙事伦理学策略，令酷语得以毫无阻力地生长。这与色语饱受打压的历史命运形成了戏剧性的对照。

酷语的雅化

尽管酷语是一种不受政治伦理限定的通用话语，但雅化仍然是知识份子（士大夫）内在的美学欲望。它在漫长的岁月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早在宋代，岳飞的诗词《满江红》就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种强烈的嗜血性不仅和民族主义的凛然大义一起进行了组装，而且被压入对仗的精巧模式，呈现为更加优雅的面貌。甚至民间话本《忠义水浒传》都要由说书人亲自予以雅化。武松谋杀张都监一家十五人，其中包括无辜的女眷、随从、厨师、丫鬟，但这简洁的喋血事件却被投放在月光普照的空间，从而点亮了一种连金圣叹都大加赞叹的残忍诗意。《水浒》利用月光开辟了一条轻度雅化的道路，从此，明清话本小说（包括“三言两拍”）都要面对雅化的淬火处理。所有那些雅化的酷语堆积在历史里，散发着经久不息的芬芳，并在二十世纪的红色文艺里发生大爆炸，成为政治革命的话语先锋。

三、秽语（脏词）：父权对母权的政变

秽语（脏词）是色语和酷语的混合物，它拥有一个色语的外貌，同时又具备了酷语的暴力性。它是肮脏和粗鄙的，同时又散发出亲切而恶毒的气息，代表着民间社会的美学立场，并且常常渗透进了国家上层份子的话语词典。每个时代都拥有自己特有的脏词系统。北京建政的初级阶段，公共话语经过严厉清洗，长期保持了洁净的状态，直到毛泽东亲手将其“弄脏”了为止。1974年，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著名诗词《水调歌头》，其中出现了“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的句子。这是粗鄙的脏词首次以国家主义话语的面目亮相。这枚小小的毛式脏词犹如一个细小而勇猛的战士，经过数十年的埋伏，突然闪现在了国家意识形态革命的前线。像一次出乎意料的宣告，引发了来自新官僚集团和全体人民的惊叹。这是粗俗美学正在走向其顶峰的标志。如果不是毛的逝世和文革的终结，这种美学无疑演变为国家主义话语中最惊心动魄的部分。

在所有的秽语中，被誉为“国骂”的“ *** ”和“操（你妈）”，是简单有力的短语，它们直指着血缘关联的深部，也就是血缘身份的本质。这种“国骂”显然拥有令人吃惊的漫长历史。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我认为，这种充满性暴力的口号，必定起源于母系社会向男系社会转型的时代。它要借助一种强大的咒语来瓦解母亲的威权，把她下降到性受虐的卑微地位，并为父权的确立开辟道路。寻根，就是要在话语的层面上展开父权对母权的战争。“国骂”是曾经发生过强烈话语政变的证据，记录了当年母权败落的杳远踪迹。

“骂的寻根学”至今仍然扮演着古怪的角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忠实伴音，却在２１世纪零年代里被逐渐雅化为来自粤语的近音词“靠”。在省略了宾词“你妈”之后，它萎缩成了一个简洁的叹词，并且逐渐远离原有的色情意味，在“小资” 手中变得日益纯净起来。与此同时，“傻逼”却在平民阶层中古怪地盛行起来，变成了第二代“国骂”的代表。

在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各地的足球俱乐部的球赛上，人们总是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上万观众一起冲着输球的队员高喊――“傻逼!”声势惊天动地，仿佛是平地一声春雷。“傻逼”是一个集体魔法中的文化咒语，解构着那些令人痛心的景象，为它们盖上话语的羞辱标记。“傻”和女性生殖器“逼” 的组合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异的语效。它是高度男权化的，粗鄙而有力，和赞美性脏词“牛逼”彼此呼应，成为革命修辞的最新范例。这是流氓话语渗入日常话语的一个证据。声势浩大的脏词运动修改了平铺直叙的世界秩序。但与犀利的动词“操”相比，形容词“傻”的革命性无疑已经遭到削弱。它需要在一种集体呐喊中才能重新聚起批判的能量。

以色语、酷语和秽语为三大主要元素的流氓叙事，是中国流氓社会自我更新和维护的基本程序。在流氓文化的生产线上，流氓话语汹涌地呈现着，仿佛是一些大规模上市的话语罐头，为中国人民提供了言说和书写的工具。如果没有这种完备的民间叙事元素，流氓社会的发育、维系和壮大是不可思议的。（原载《天涯》2004年第一期）